好在王書輝雖然沒有偉人的魄力和天才智慧，但是他有一顆文科生外皮下，冰冷的工業主義者的價值觀。他通過對資料的總結做出了一個缺乏智慧，但是充滿了可操作性的決定。
他要把荀子思想，改造成披著荀子外皮的，以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核心的，結合中國實際國情的思想理論體係。
簡單的說，就一個明末版的偉人思想。他的具體做法，就是要在對學生的教育中，貫徹唯物論，實踐論和矛盾論三個基本理論觀點。
選擇荀子思想的原因在於，無論明朝末年的思想領域事實上是怎麼看待荀子的，但是荀子仍然是公認的儒家思想家。而在荀子的經典中，他的具體思想主張，又完全與已經僵化和混亂的明末主流的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不同。
荀子的主張是唯物主義的，荀子思想對於曆史和世界的認知，是發展和辯證的。
王書輝在精心的挑選和後世的資源的幫助下，對荀子思想進行了初步的判斷分析。
他認為荀子“明於天人相分”的觀點，可以發展為客觀唯物論的觀點。
荀子在對世界運行規律的觀點上，完全不同於孔子，孔子認為“天命”（物質世界規律）是一種盲目的主宰力。孔子及其弟子和後學力圖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貫通，這一方麵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獲得存在論的支撐，另一方麵又將“天道”（物質世界規律）唯心主義化。
荀子思想選取道家在“天道”（物質世界規律）上的自然觀的成分，然而它的理論宗旨卻不在於走向自然主義的道路，而在於凸現“天人相分”既物質世界規律與人是兩個不同的體係，凸顯“天道”（物質世界規律）的客觀唯物性。
荀子在《天論》中寫道，“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禦，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荀子思想認為，世界運行的規律是客觀性的，沒有意誌、善惡、好惡的主觀性。
“天道”是物質世界的客觀規律，是物質屬性的，不是意識屬性的。荀子思想把陰陽風雨等潛移默化的自然機能看成客觀的，把由此機能所組成的自然界視為物質的。荀子思想認為，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萬物自身運動的結果。
在對世界認識的客觀性和物質性的大前提下，荀子思想對於人類世界的認識更加的客觀和唯物。荀子思想認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
也就是說，荀子思想認為，物質世界的規律，不會因為人的情感或者意誌而有所改變，對人的善惡分辨完全漠然置之，人必須要遵循物質世界的運行規律來改造和發展世界。
這種唯物主義的思想延伸到了荀子思想對傳統的宗教迷信的態度，它認為自然的變化與社會的治亂吉凶沒有必然的聯係。認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種宗教儀式，僅僅是表示“誌意思慕之情”，是盡“人道”而非“鬼事”（《禮論》）。
王書輝在認識到荀子思想的核心內容，對整個世界的看法是客觀唯物主義的思路之後，對荀子思想進行了係統的歸納。
他把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總結為“客觀唯物主義”。
他把荀子“製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總結為“人對物質世界的主觀能動性”。
他把荀子“化性起偽”的性惡論思想，總結為“人對世界的認識是通過勞動實踐實現的”。
他把荀子“法後王”的思想，總結成“物質世界是在不斷發展的。”
他把荀子“天官薄類”和“心有征知”的思想，總結成“人對世界的認識是從感性階段上升到理性階段的。
他把荀子“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的觀點，總結成“世界的發展是在矛盾中進行的，王道和霸道這兩個概念，就是在國家的發展中的一個對立統一的矛盾。”
總而言之，王書輝把唯物論、實踐論和矛盾論，通過對荀子思想的異化解讀，形成了一個適應明末時期中國社會和古代中國人的，成體係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思想理論體係，並且把這個思想理論體係命名為“萬物一統律”。
至此之後，王書輝創立的披著荀子思想外皮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萬物一統律”和曆史唯物主義的，總結中國曆史發展規律的“萬世歸一律”，成為王書輝在明末改造中國的領導團體，所接受和運用的，唯一思想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