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六等人押送顧英到京後，朱元璋二話不說就將顧英打進大牢。朱元璋不僅沒有處罰陳壽六等以下犯上的罪過，還當麵賞賜陳壽六鈔三十錠（相當於今天的幾千塊錢），其他三人衣服各兩件，並免除了他們的雜役。在陳壽六等人離京後，朱元璋又專門發布諭令警告地方官吏：膽敢對類似於陳壽六這樣的好同誌打擊報複者，一律處死並株連九族。朱元璋在諭旨裏，將陳壽六這種大無畏精神大加褒揚，號召全國的農民兄弟都要學習這種敢與官場惡勢力作鬥爭的精神。
在表彰文件裏，朱元璋說：如果有人敢羅織罪名，搬弄是非，擾害陳壽六，我就將他族誅！當然，如果陳壽六自己仗著我的名頭而橫行不法，為害鄉裏，也同樣罪不容赦；但是，陳壽六若有過失，地方官員無權做出決斷，必須將他召到京城，由我親自審理。
既然朱皇帝開了金口，陳壽六似的農民，在沒有任何媒體炒作的情況下，成了曆史舞台上耀眼的明星，成了歸朱元璋直接領導的禦用農民，大有奉旨臥底民間的架勢。
這種風氣一開，洪武十八年、十九年，在前往南京城的各條驛道上，幾乎時時處處都能看見這樣一幅景象：鄉民們三五成群，或者百十為伍，帶著幹糧，押著幾個手腳綁得結結實實的富豪或者胥吏，或步行或駕著破驢車匆匆趕路。遇到關口有官員盤查，他們就會從懷裏掏出幾本金黃色封皮的小冊子。平日裏不可一世的官員們見到這些小冊子，立刻會收起平日裏的威風，畢恭畢敬，恭請這些“大爺”們趕快過關。
當然，這些官員不是畏懼這些手無寸權的鄉民，而是對他們手中握著的《大誥》敬畏，準確地說是對皇權的敬畏。
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頒布的《大誥》裏，有這樣一條新規定：“今後布政司、府、州、縣在職的吏員、賦閑的吏員，以及城市、鄉村中那些老奸巨猾的頑民，若膽敢操縱詞訟、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結官府、危害州裏，允許當地的賢良方正、豪傑之士將這些人抓起來，綁送京城。如有人膽敢中途邀截，則斬首示眾！各處關津、渡口，也不得阻擋。”
在此之前，泱泱大國上千年的曆史裏，給百姓們捉拿汙吏權力的政策還從來沒有過。朱元璋的這一規定，可謂是石破天驚。就連朱元璋也發自內心地感歎，“其陳壽六其不偉哉”。意思是說，這陳壽六難道不是很了不起嗎？
表麵上看，鄉民在這裏遵守的是朱元璋頒發的正式章程，其實不然，因為朱元璋在這裏走的是灰章程的路線。我們知道，中國曆史的生存法則，就是官僚與皇權的博弈。官僚需要積極發展灰章程來維持自己的實際權力份額，君王也常常借助灰章程係統來限製官僚集團的權力擴張。在這種情況下，誰能將第三方拉攏到自己的權力範疇，誰的勝算就會大一些。
在古代中國，國家通過法製和慣例為老百姓提供了“鳴冤叫屈”“哭訴”“陳情”“請願”等一係列途徑或方式，以滿足他們在受到損害時的救濟需求，保障他們的正當權益，防止官吏豪強過分危害他們。但是在各種權益救濟途徑中，最為極端和特殊且使用極為困難而稀少者，大約就是像陳壽六這樣跑到首都向皇帝控告，這就是後世所謂的“告禦狀”。
陳壽六之所以能被朱元璋作為典型來宣揚，是因為事件本身的不可複製性。為什麼說這個事件具有不可複製性？理由有三點。
第一點，有“越級上訪”的嫌疑。曆代都把“告禦狀”規定為權益救濟的最後途徑，一般禁止未經過地方到中央各級衙門處理的案件“告禦狀”。
第二點，有“逃脫審查”的嫌疑。一般都要經過一定的接待官員或衙門的審查甄別程序才能有選擇地“上達天聽”，並非人民直接向皇帝陳訴或遞交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