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溧陽本地的儒士蔣士魯等十三家秘密把潘富遞送到鄰境的廣德縣，不久潘富又流竄到建平縣。緝捕的差役們跟蹤到建平，當地百姓王海三又悄悄將其遞送回了溧陽。溧陽百姓朱子榮又將其暗地裏遞送到宜興縣。一次又一次，就這樣，經過數次遞送後，潘富又被秘密護送到了崇德縣。
崇德縣的豪民趙真家財萬貫，蓄養了許多無業遊民做販賣私鹽的勾當，常常來往的朋黨多達數百人，潘富就藏匿在趙真家中。緝捕的衙役隨後趕來，趙真將潘富暗地裏遞送到千乘鄉的一座寺廟裏。廟裏的和尚們糾集兩百餘人，反將緝捕潘富的差役們團團包圍，直至殺傷人命才散去。
這件事越鬧越大，最後不得不再次上報到朱元璋那裏。朱皇帝很生氣，後果很嚴重。他傳令，將趙真及其同夥的兩百餘戶人家的家產全部抄沒，凡是參與圍攻辦案人員的，一律誅戮。沿途窩藏潘富，幫助其逃跑的一百零七戶人家，全部梟首示眾，家產也一並抄沒。
一個小縣裏的小汙吏，在皇帝簽發了緝捕詔書之後，竟然能夠上演一場如此大規模的連環逃亡，先後曆經八縣，涉及三百多戶人家。這真是讓人匪夷所思。
本來該死的隻有潘富一人而已，結果就像滾雪球似的累積，最後因為這件事而死的人卻接近千人。一個小小的胥吏，能夠在八個不同的縣裏都有自己的死黨和勢力範圍，豪戶大家為了保護他甚至不惜與皇帝對立。這樣巨大的能量，不能不讓朱元璋感到心驚。由此也不難看出，元代重胥吏而輕官員這一傳統的弊端，深重到了何種程度！朱元璋三番五次地強調元代因此而亡國，絕非危言聳聽。
同樣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治理汙吏這個問題上，朱元璋要發動陳壽六這樣的群眾代表。因為朱元璋明白，胥吏們的社會關係在民間已經錯綜複雜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單憑他這個皇帝和各級官僚的力量，已經沒辦法完全擺平胥吏集團。朱元璋來自於民間，也了解民間的力量有多大。
朱元璋從他登上皇位的那一天起，就在琢磨，如何將自己的權力觸角伸向每一個角落。客觀地說，朱元璋是這麼想的，他也的確做到了這一點。
可以說，朱元璋是中國曆史上對人民群眾的個人日常生活幹涉得最深入的皇帝。
小人的邊界效應：
晚清時期，河南省地界上盜匪遍地。河南在當時是全國最為窮困的地區之一，這些地區經常鬧災荒，災民無糧充饑，他們便組織起來往富戶商家去搶糧。在搶的過程中，他們有時會將事件激化，甚至出現焚屋焚糧、抗租抗官的情況。這樣一來，待到地方官府將他們劃為“盜匪”進行鎮壓的時候，這些處於邊界狀態非民非匪、似民似匪的人群也就真的被逼為盜匪。在製度缺失的社會裏，盜與民真的很難劃清界限。
為了剿匪，河南的許多州、縣都擴充了警力，不斷增加捕盜的胥役編製。有些人口眾多的大縣，其胥役人數更是高達幾千人。隨著警力的不斷擴充，其人員構成也越來越複雜。當地的許多江洋大盜也趁機混在其間，以漂白自己的身份，有那麼一點“警匪一家親”的意思。
既然江洋大盜可以穿上警服冒充官府的雇傭兵，他們也可以白天脫下盜匪裝混到真正的良民中間去充當老百姓，晚上穿上盜匪裝幹些謀財害命的勾當。混入胥役隊伍裏的盜匪可以披上隱權力的外衣去去“坐食”利益；而混入老百姓中間的盜匪則可以用自己白加黑的身份為自己打掩護，逃脫官府的追究。“匪”與“民”交替轉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作為亂世中的農業生產者，他們也吃不準，這兩項職業哪個風險更大。當國泰民安，官家的權力秩序趨於穩定，這時候當盜匪的風險就會大於當農民的風險，那麼他們就可以脫下盜匪裝，華麗地轉身做自己的農民。換言之，如果災荒連年，戰禍不斷，那麼當盜匪的收益就會大於當農民的收益，這樣他們也就可以利用盜匪的身份在亂世中求得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