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清至民國時期的各種資料中可以獲知，在以身試法的盜匪中間，排在第一位的出身便是無業遊民，其次是士兵，第三位是苦力，第四位是農民。其中，無業遊民的比例在七成以上。著名學者吳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一書中認為這種排序，正是生產性收益遞減的次序。農民有地種，隻要不鬧天災人禍，就可能有一些生產收益。一旦失去土地或者鬧災荒莊稼絕收，隻好“以身為業”，去幹苦力或者當兵，幹苦力掙的工錢還算生產收益，當兵已經被看做“賣命”。如果再失業了，生產性收益徹底斷絕，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無業遊民一無所有，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資源，有搶劫能力者便淪為盜匪。
這些混進胥役隊伍裏的盜賊還是有自己的職業操守的，正所謂盜亦有道，他們遵守著“兔子不吃窩邊草”的盜匪章程。通常情況下，他們會跑到離家數百裏外的其他州、縣的地盤上作案。作案所獲取的贓款贓物，他們都要上交盜匪組織的首領處理，由組織上統一分配。有的案子如果碰到官府督促破案抓得緊，難以搪塞過去，他們就會出錢找人為他們頂罪，很容易就蒙混過關。而作為當地主管部門的府、縣衙門的領導，大多是接受過他們贓款贓物的。就算沒有接受過賄賂，出於自身安全考慮，在這件事上，往往也是能敷衍就敷衍。在這場官與匪的博弈中，官出於自身利益考慮，首先做出讓步，這就等於為盜匪騰出了更大的利益空間，他們不會收斂，隻會更加猖獗。
這時候在河南地界上，有這麼一件事，讓我們見識了穿越版無間道的劇情。
當時，南陽府鎮平縣的衙門裏有個胥役名叫胡體安，這個人在當地黑道上很有名氣，屬於盜匪集團的首領級人物。在道上以凶狠狡猾著稱，堪稱盜匪界的王牌。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的一天，胡體安的盜匪集團洗劫了外縣一位巨富人家。盜匪自己製定的規則，搶就是規則，你給他錢就是規則，隨他說了算，從來不顧官家的正式規則。但是這幫盜匪卻始終不吃“窩邊草”，其實這是專業盜匪的潛規則。盜匪集團不可能一直處於搶的狀態。有一天他們也要轉型，也要養家糊口，這樣的話，他們就有可能麵臨金盆洗手，就得坐下來過日子，那時他們就可能成為另一股強勢集團的待宰羔羊。所以，一個隻顧自己眼前的利益而無視規則的盜匪，是根本不懂盜亦有道的盜匪，是活不長久的。那些圖一時搶得痛快、殺得痛快的盜匪，其實是陷自己於更危險的境地。換句話說，一個真正的盜匪，既要考慮自己的利益，也要考慮別人的利益，即使其製定的規則違反了官家的章程，受益的當地老百姓也不會將你完全拋棄，一旦等到你放下刀槍，麵臨官家與仇家的懲罰，他們也許會敞開懷抱將你接納。
被胡體安的盜匪集團洗劫的外地巨富在第一時間向官府報了案，但案子的偵破始終進展不大。這樣一來，受害者就不願意了，自己在當地還算是有頭有臉的大戶人家，家裏被人洗劫一空，臉麵上難看。於是，受害者自己雇傭了一幫私家偵探，很快就查明了情況，是胡體安盜匪集團幹的。
受害者一紙訴狀就將胡體安告到了省裏的臬司衙門（省高級法院）和撫院衙門（省政府）。這事如果放在普通人家，忍氣吞聲也就過去了。當時在河南地界上，大戶人家被搶被盜也是家常便飯。可對於巨富人家來說，丟的就不僅僅是財物，還有在地方上由財富積累起來的威權。對於一些富紳，他們會用錢財去結交官員，以尋求庇護。這戶人家通過正常司法程序在走的同時，也動用了權力係統的關係網。訴狀遞交到省高院後，很快就得到了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