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場引發的利益之爭——
科舉考試是一種僵硬的考試方式，主考官在為考生的一篇文章亮分時，很多時候完全是好惡隨心。近年全國各地高考作文的批改一直爭議不斷，也是因為對於一篇文章來說，批改者很難有一套相對標準的答案來體現其公正性。在這裏涉及一個利益取舍的問題，源於考場又不僅僅限於考場。一個人抱著相對公正的規則在與有著工具性特質的人打交道時，往往會根據現實需要，做出對自己有利的判斷和決定。說到底就是一種利益的交換與買賣，如果有一方認為這種交換損害了自己的利益，那麼他就會做出新的權衡，或者要求另一方能夠做出讓步；如果有一方認為對方提出的要求不合理，他也有可能會拒絕交易，這樣就會使得這種高交易陷入僵局，或者以一方的退出為代價。科舉取士製度的僵硬，很難產生一個客觀標準。這樣就會導致很多考生有疑慮，這種考試方法能否測試出自己真正的水平？從而要求主考官考慮自己的其他條件。由於主考官和考生之間屬於工具性關係，而主考官作為權力資源的支配者，考生能不能通過考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考官。在這種情況下，考生必須扮演請托者的角色，對主考官畢恭畢敬，不敢造次。所以，對於有著交換關係的雙方來說，他們的交易法則應該是權力灰色地帶裏的公平法則。
公元960年新春時節，中國北方的冰雪還未消融，空氣裏透著凜冽的味道。後周大將趙匡胤帶領著軍隊突然折回汴梁城，經過一番表演性質濃鬱的權力交接儀式後，趙宋王朝正式登上舞台。那些將黃袍披在趙匡胤身上的叛軍將領們，在新的權力係統各就各位成為開國元勳。後周的舊臣們在家裏喝完兩杯酒後，讓自己看起來不那麼羞恥。他們從今天起，就要向自己昨日的同僚、今天的新主行叩拜之禮，高呼萬歲。在新的權力台階下，有一個人始終沒有出現。這個人就是後周的翰林大學士李昉，要知道他這時候還擔任著首都汴梁的行政長官一職。在新舊政權交替的重要時刻，李昉居然沒有出現。
要知道在權力承上啟下的曆史時刻，李昉這種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行為有著對新皇權代言人的大不敬，這種大不敬對一個官場文人來說無疑是冒險的。趙匡胤一怒之下，將其貶官。李昉並無抱怨，而是不緊不慢地走在赴任的路上。趙匡胤讓他騎馬赴任，他卻騎著一頭上了歲數的驢，他用一個文人方式表達著內心的不滿。後來趙匡胤準備重新用他，召他回京，他依然一副官場老油條的樣子，在路上又休病假又玩山水磨磨嘰嘰三個月都沒到京，一副對政權不合作的姿態。就是這樣，趙匡胤也沒有治他個大不敬的罪，該用還是照樣用。其實李昉應該感到幸運，他遇上了一個文官吃香的時代。
趙匡胤曾經說過：“我用儒臣文官百十來個人去管理地方事務，即使這些人都貪贓枉法，也比一個武將的禍害少。”一百個文臣貪贓枉法，也比不上一個武將的禍害嚴重。趙匡胤本人是帶兵出身，所以他對武人禍國有著更為深切的體會。在他的意識裏，文人是讀書明理之人，受的教育是儒家正統教育，思想不解放，膽子也比那些沒文化的武官要小得多。因此，文人不會輕易拿起槍杆子來造反。他們讀書的唯一目的就是“貨與帝王家”，隻要官家能夠滿足他們這唯一的願望，給他們一個官做，他們是不會冒險去造反的。趙匡胤在位的十七年時間裏，所用的宰相是清一色的文臣，就連專門掌管國防軍事的樞密院長官樞密使和樞密副使，也由文臣擔任，這種做法後來成為“祖宗定製”，被宋代君臣嚴格遵守。
開寶六年（公元973年）的一天，宋太祖趙匡胤在朝堂之上按照慣例會見當年新考上的進士。新錄取的進士有十一人，諸科二十八人。這些未來官場的後備幹部們來到皇帝日常主持重要會議和政務活動的講武殿，接受國家最高權力者的接見。在此之前，像這樣的接見與謝恩活動走的都是程序化，與科舉考試本身並無本質上的聯係，甚至連麵試都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