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簡單的試探之後，趙匡胤居然從中間揪出了兩個濫竽充數的人，認為他們在這近四十個人中間“材質最陋”，水平最稀疏。這兩個人，一個是進士武濟川，一個是三傳劉浚。
我們簡單了解一下趙匡胤會見近四十個人的大致程序。皇帝見中舉的考生，在以前都是禮儀性的活動，走走程序也就過去了。但是這次與以往不同，趙匡胤好像格外重視，他將吏部的銓選職責也攬在自己的身上。吏部從通過科考的考生中銓選官員，類似於今天的組織部門找當事人談話。要通過簡短的談話過程，考察考生的“身”“言”兩大入仕指標。這樣的考察形式本來就是不靠譜的，就算“言”可以通過說話者的談吐對其個人水平有個大致了解，但是“身”則成了一檔選秀節目。就是用外表去衡量一個人是否具備做官的才華，完全成了以貌取人。
就是這兩個簡短的程序，讓武濟川、劉浚露出了馬腳，他們在回答趙匡胤的問話時，答非所問，完全跑題。這讓趙匡胤非常憤怒，難道我堂堂帝國選來選去，就選出這樣的人才？他當朝就撤去二人功名，退回原籍。打發完兩人，趙匡胤開始追究當事人的責任。
科舉考試經過隋、唐時期的發展演變，已經逐漸成為官家選拔人才、為權力係統補充新鮮血液的主要途徑。在科舉考試中，最重要的角色無非是主考官和考生。主考官的地位非常特殊，考試中登第的考生，一般都被稱為主考官的“門生”，而主考官則被稱為“座主”。這些“座主”和“門生”在官家的權力結構中，往往會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為了防止利益共同體不斷做大做強產生一定的負麵影響，官家會通過權力規則對此做出限製，但是在“人情大於法”的儒家法學思想下，這樣的限製性規定收到的效果其實是微小的。從科舉考試誕生的那一天起，通過科舉考試形成的權力或利益群體，就始終與皇權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
這場科考的主考官是翰林學士李昉。李昉剛剛重返趙宋帝國權力中心並成功地掌握了幹部選拔權，按照以往的曆史經驗，隨著這些高中的考生們進入官場，這些“門生”們都將是他的寶貴財富。那樣的話，李昉的政治地位將會得到大幅度地提升。
就在李昉對未來陷入無限憧憬中的時候，趙匡胤居然在一場簡單的殿試中發現了問題。
在隨後的調查中，趙匡胤了解到被他除名的考生武濟川與李昉有同鄉關係。趙匡胤的憤怒可想而知，主考官李昉難以洗脫罪名。也就在這時候，又冒出了一個叫徐士廉的落第舉子敲了設置在朝堂外的“登聞鼓”，直接向皇帝鳴冤申訴。
徐士廉將告狀目標直接鎖定在翰林學士李昉的身上，說李昉在這次進士考試中存在著舞弊行為。趙匡胤接見了士子徐士廉。在這次事件後，趙匡胤做出兩項決定：一是重新考試；二是趙匡胤經過簡單的調查，確認原來的主考官李昉主持考試不公，抹掉了他翰林學士的頭銜，讓他背了一個降職處分。讓人感興趣的是趙匡胤重新組織的那場考試，除了之前已經除名的武濟川，李昉所錄取的其他十個進士再次被錄取。讓人感到不解的是，從第一名到第十名，連順序排名都原封不動。除了這十人，又補錄了進士二十六人，“不過附名在此十人之後”。這樣看來，考場舞弊事件不過是趙匡胤借題發揮的由頭，他的真實意圖很明確，就是要把官員的選拔權抓到自己的手裏，借此削弱文人官僚的權力，來強化自己手中的皇權。而李昉不過是這場局中的一個棋子罷了。
科場作弊的最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能夠登科及第，如果有幸如願以償，及第進士就可以與主考官以“門生”“座主”相稱。這樣一層關係對官員將來的仕途生涯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有點類似於在江湖中混要拜師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