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考官往往操縱著進入考場的那些士子們的命運，並且通過自己的權力觸角幹預舉子及第的名次，以此來傳達自己對於某一個得意門生的賞識。主考官在舉子錄取上有著很大的自主權，他們之間也相應有著私人關係的恩情。對於趙匡胤這樣的統治者來說，座主門生關係就是權力場上潛在的威脅。自打科舉考試創設以來，這種關係始終是官場結成派係的利益紐帶。
趙匡胤最擔心的是，像李昉這樣的在朝大臣之間或大臣和一般士大夫之間抱團成派係或朋黨，成為中央集團的一股分割力量。作為權力集團的最高領導人，要把互相牽製的作用也充分運用到高級官僚的人際關係之中。但是這麼做，也並不能根除座主與門生之間的私人關係。
主考官在取舍之時，難免會顧念私人關係。即使及第的考生確有才學，主考官沒有半點徇私，被拔擢的考生因為承蒙賞識，至少也會從內心深處感懷知遇之恩。而這一私人關係將會成為日後仕途上的個人財富。
我們回到這場似有若無的“科場舞弊事件”中來，其實最大的利益者並不是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將“登聞鼓”擂得震天響的徐士廉。需要說明的是徐士廉在重新舉行的考試中金榜題名。其實這次事件的最大利益者是帝國一把手趙匡胤。這樣一個事件，讓科舉考試增添了一道新的考試程序，那就是讓士子與皇帝麵對麵地殿試。通過這樣一個事件，皇帝把對文官的選拔權牢牢地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從那以後，“座主”“門生”的關係也隨之淡化，因為參加過殿試的進士都可以自豪地稱自己為“天子門生”。誰的門生能大過“天子門生”呢？
士人苦讀半生，從千裏之外來到天子腳下，每個人都懷揣著能將自己的文武之藝“貨與帝王家”的人生理想。士人成功除了發奮苦讀做好考前功課之外，科場之外的交遊也尤為重要，這往往能夠決定他們的夢想能否實現。到了明朝，進士行卷成為科舉考試中約定俗成的一道必經程序。士子們通過各種渠道向朝廷文官大員投贄拜謁，想盡一切辦法與那些京官建構起血緣、地緣之外的學統關係。這種門生關係，類似於今天拜師求學的師生關係，也有黑社會大哥收小弟的意思在裏麵。這是一條權力尋租鏈條，連接著官員的晉升通道和權力交易的後門。
科舉考試的主考官是這場權力交易的既得利益者。唐宋時期，主考官被稱為“知貢舉”，到了明清時期改稱“主考”或“總裁”。不光“座主”和“門生”在將來的官場結為利益同盟，就連那些同榜及第的進士也會結成新的人際關係網，也就是“同年”關係。唐朝同榜及第的進士才稱為“同年”，宋以後以同榜登科者為“同年”。到了清代，“同年”的範圍再次被放大，凡是秀才同時被選拔為貢生，以及鄉試同榜中舉，會試同榜取為進士，都被拉進“同年”這張關係網中。座主、門生、同年這些因科舉而產生的稱謂，在權力結構中形成了新的人際關係網，這張網絡伸展出去的每一條經緯線都牽扯著利益。
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都是奔著金榜題名去的。他們也深知在這場考試中，決定他們命運的是主考官。所以在曆朝曆代的科舉製度中都有這樣一條規定：新科進士要拜謁主考官。其目的就是要明確這一層關係，雖然說這種關係很多時候是遊離於體製之外，但它卻始終把持著權力通道的重要環節，比官家那些正式規則來得更為有效。新科進士在主考官麵前自稱門生，就等於在今後的官場之路上把自己與主考官的利益綁定在了一起。生在這張關係網中的每個人都希望盡可能地擴展自己的權力疆域，門生要的是仕途上的重用和關照，自古以來“朝廷有人好做官”。而主考官們將這些新科進士收為“小弟”，圖的是做大自己的權力地盤，玩的是一種權力尋租，租金是高額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