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曾拿獅子和肥豬來打比方，他說，動物強壯不一定都是好事，強壯對於這兩種動物的命運大不相同。獅子強壯，可以為自己競爭森林之王增添砝碼，而肥豬強壯就可能麵臨屠宰的命運。
財富的原罪論告訴我們，財富對不同身份的人來說，也是福禍兩重天。
資可抵國或富甲一方的大亨並不太多，一旦巨富的聲名不慎暴露，並引起朝廷、官府與黑社會的注意，那麼災禍也就跟著找上門來了。你資助也好，捐贈也好，總有填不完的欲壑獅子大張嘴，不弄到你傾家蕩產、人財兩空是不會罷休的。
在封建時代，暴富始終是無法治愈的“原罪”。它從來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天，血統裏帶著難以偽裝、清洗不掉的悲劇色彩，盡管明清時代的各大商幫試圖主動依附傳統的倫理體係，與儒家攀親拉關係。這些在現實世界裏追逐銅臭之人，自命“儒商”，並在財富積累的過程中打出“信義”的招牌。然而，從本質上說，他們所依附的主要目標仍然是權力體係。無論是以仕進為目標的“捐班”，還是官商勾結以尋求保護，他們始終無法擺脫權力的枷鎖。就算他們臉上貼滿金，也不過是為高高在上的權力塗抹一層斑駁的陰影。
前兩年有一部小說《大明王朝1566》向我們講述了商人沈一石的故事，這個故事的警示意義堪比明清筆記小說留下的那些曆史公案。
大明王朝嘉靖四十餘年，江南巨賈富可敵國的沈一石倒台了，被朝廷殺身抄家。沈一石的發家除了自身的權謀和能幹，更主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背靠國家機構——江南織造局。換句話說，也就是他的財富是通過勾結官員，壟斷經營積累起來的。
和西方更純粹的市民商人經濟不同，明朝的商業看上去絢爛如花，其實脆弱如薄紙一張。它的發展是一種非常不健康的亞狀態，由於政治過多幹預而發展畸形。從商業產生的那一天起，中國的商人就被印上了濃厚的朝廷色彩。當然也有不願意背靠大樹好乘涼的，但這樣你就隻能小本經營，做個小打小鬧的小業主，而永遠無法做大做強，成就自己的商業帝國。
明朝是抑商的時代。朱元璋為了壓製商人、貶低商人、侮辱商人，不許商人穿綢緞，農家如果有人經商，整個家庭也就失去穿絲綢衣服的資格。當然，到了晚明時期，這些製度已經基本失效，商人的錢到底是政治的權的最強烈腐蝕劑。到了晚明，商人地位大大提高，金錢主宰的局麵已經形成，社會的拜物教非常流行，思想家也從以前的“農本商末”轉變為“農商皆本”，不少知識分子本身就投身商海，像沈一石就是其中一個。
沈一石是個很有商業嗅覺，也很有管理能力的大戶。
大戶與小戶的區別就在於，大戶除了會算賬，對於那些官場潛規則也是了然於胸，並且能夠理論結合實際。而小戶隻看重一分一錢的得失，看重的是眼前利益。
沈一石除了是一個民營企業家，還幹著另一樁正經生意，那就是放官吏債。就是說，沈一石其實還是一位放高利貸的，是一位金融商人。對於官吏債，人們有不同的看法，一種看法是普通高利貸，一種看法是貸給官員的高利貸，還有一種看法是當官的放的債。我覺得，官吏債可能就是主要以官吏為對象的高利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