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官員，尤其以科舉取士為主的明清時期，雖說不少人出身富家，但也有不少貧寒人士，經過十年苦讀，熟讀聖賢，最後通過中舉中進士弄到一官半職，或者至少，因為中舉中進士，就有了當官的資格。不過，考取了當官資格的讀書人，需要到處打點送錢爭取得到官職，就是已經當上了官的讀書人，要上任也需要一筆錢作為啟動資金。
明清時期實行嚴格的官員回避製度，上任必須到遠離家鄉的外地，上任的路費就是一筆巨大的開支。那時候的州縣級官員，俸祿很低不說，需要由他發工資的人卻是一大幫人，這些人包括秘書、顧問以及一些打雜跑腿的心腹。國家並不給這些人開工資，他們的工資也得當官的支付。當官的還沒有上任刮到地皮，當然拿不出這些錢，於是，就像今天貸款買房子一樣，就有人以官員將來刮地皮的收入為抵押，專門為這些當官的放債。有些放債的人甚至作為官員的長隨，直接跟隨官員上任，這叫做“帶駝子”上任。沈一石是坐地放債的金融家，他不必親自跟隨借債的到地方上任。因為為這些官吏提供融資服務，他就在官場上積累了更多的人際關係資源，而這種資源當然都可以轉化成白花花的銀子。
沈一石當然不僅僅為官員放債，也給私人放債。一些做大買賣的商人，手頭吃緊，運轉不開，也向沈一石借貸。這些借貸的數目較大，每次千兩銀子之多，利息都是月息百分之五，即年息百分之六十。這些商人本來能夠在他處借到錢，但是因為沈一石做的是皇家買賣，有著更深遠的官場網絡，這些商人覺得向沈一石借錢更能攀扯上關係，為以後的發展打好基礎。
明朝的法律對於高利貸有規定，就是，放貸和典當的利息，月息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就是年息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六。而且還規定，總利息不過一本一利，即不管年月多長，利息的總額不能超過本錢。違反這些規定的就按照贓罪論處，罪重的要打一百板子，運氣不好的會被這板子打掉性命。當然，這樣的規定與商人不許穿綢緞的規定一樣也早成為具文。
在那個金融製度和信用製度不健全的時代，放貸的風險是巨大的。沈一石的官吏債生意能夠興隆，一定是因為他長期與官府保持熟絡，因而有官場的保護性資源可用。不要認為，隻要有錢就可以放貸，在那時候，如果沒有官府勢力墊底，做商業經營、金融服務，其安全性是沒有保障的。
作為精明的商人，沈一石最善於向官員進行投資。地方大小官員自然不必說，關鍵是當朝的顯貴，他無不傾情交往。當新科狀元路經他居住的縣城，他也給予隆重接待，臨行的時候，沈一石給新狀元送上重禮，還送給他三百兩銀子。這三百兩銀子相當於今天的十萬元錢啊！如果新科狀元後來在官場春風得意，沈一石當初的投資就得到無數倍的回報了。
沈一石是個很懂得表演的大戶，別看他揮金如土、花天酒地，但在官員麵前卻忘不了穿上粗布衣服，以示自己的貧賤；他自己喝涼白開，把最好的茶遞給官員喝。由此可見，沈一石還是一個很懂得做人的大戶。當年朱元璋定都南京的時候，江南第一富商沈萬三獻銀百萬，名為犒軍，實際上是想花錢買個政治上的靠山。結果此舉不但沒讓朱元璋龍心大悅，反而讓朱元璋勃然大怒，說“匹夫敢犒天子軍”，不可以不製裁，下令讓沈家限期“助修”南京城防的三分之一。時間緊迫，沈家組織了近百裏的人龍，手接手從磚窯傳磚修牆。還有比朱元璋講得更露骨的嗎？再有錢你也就是老百姓，雖富有卻無地位。皇帝就算混不上飯吃出去化緣也還是皇帝，處境雖潦倒，但身份卻高貴。恰似南北朝宋代大臣王宏一樣，盡管他是皇帝劉裕跟前的紅人，但與出身高貴的士大夫共坐一席都被當眾拒絕。富與貴的差別就在於：富，有關錢財；貴，要看地位、出身。遮遮掩掩尚且難以遠禍，明火執仗地在皇帝麵前炫富，無疑是把自己送上了斷頭台。
在這一點上，沈一石要比他的本家沈萬三拎得清，也玩得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