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掙錢為唯一目標的前提下，沈一石什麼事都想得出來，什麼事也都做得出來。他敢在官員身上花錢。在他看來，憑他的智慧和經濟實力，在浙江省就沒有什麼搞不定的事。這一點他也的確做到了，而且幹得相當漂亮。
沈一石當時插手的買賣是絲綢出口，當時的絲綢出口是由宮裏直接掌控的國有壟斷項目，沒有一定的後台背景，普通商人連邊都摸不上。
沈一石雖然沒有學過經濟學，但他知道“一切利潤都在壟斷之中”的經濟學道理。
他不惜重金從蘇州買下絕色女子芸娘，專門侍候江南織造局的監正楊公公，當了楊金水的“對食”。有了這個靠山，他才能成為江南織造局最大的織造商。在嘉靖三十七年，江南織造局報司禮監呈奏皇上，特賞沈一石六品功名頂戴。
清朝的官帽是紅頂，所以有“紅頂商人”一說。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烏紗帽，大概沈一石之流可以被稱為“烏紗商人”。紅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總是好做生意。
像沈一石這樣生在皇權社會的商人，盡管他們不在官場上混，但都知道世俗權力高於一切。所以，他們往往會把商業智慧運用到最不應該也是最應該的地方去，這就是勾結官府、權錢交易。不論是生存也好，還是發展也好，舍此別無做大做強的機會。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商業的繁榮是畸形的。處於財富塔尖的商人與其說依賴個人的能力與機遇，還不如說更依賴於和官府的關係以及不幹淨的手法。
“滅門的府尹，破家的縣令”，公共權力的無限膨脹可以通吃一切，經營活動很大成分上不是按照成文的遊戲規則在運行，而是按照諸如“無商不奸，官商結合”的潛規則運行。商人們都深知兩條規則：在商言商，千萬不要與皇權作對，此其一；皇恩浩蕩，黏上了就是巨額利潤，此其二。
事實上，對於多數明朝商人來說，皇恩往往是通過各級官員的“跑冒滴漏”間接地流入民間的。所以，為商之人都知道，沒有官府的幫襯，生意根本就沒辦法做成全國五百強。也就是說，像沈一石這樣寄生在權力軀體上的明朝商人，他們與手握權力的官場中人達成的“契約精神”是一把雙刃劍。在成全自己財富的同時，也有可能淪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
隨著“權力經濟”體製的長期延續、不斷膨脹，在保證統治者的權力安全和“權力暴利”的同時，也迫使整個社會付出驚人的“製度成本”。
而這種成本有時候會直接動搖國家的根本，比如說在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明朝在與後金（清朝前身）的遼東之戰中一敗塗地，總兵官、監軍乃至西、北、東路的明軍高級將領多半喪命，如此慘敗的原因之一，就是軍需供應商們與掌權太監沆瀣一氣，摻雜使假無所不為，連火藥中也半是泥土，根本不能使用。如此形勢之下，“遼事”日益成為明朝的肘腋之患就勢在必行。
中國幾千年來“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長盛不衰，是因為皇權統治最終離不開官員，官員是統治的手段。而被作為手段的“官員”，也知道手中的權力是一種壟斷性資源，這種資源是可以用來與商人進行交易的，它不是經商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並能得到豐厚的收益。
由於國家發放的長期飯票有限，造成官場資源稀缺，官位的稀缺凸顯了封建社會官職的高貴。這種高貴對於大多數謀求當官的人來說，除了光宗耀祖之外，還與發財聯係在一起。於是，古人削尖腦袋往官場裏擠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名利雙收。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當官”與“發財”往往是緊密相關的。當官不發財，不如回家賣紅薯。
皇帝對官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依賴，而官對皇帝卻是一種權力的索取。
這可以從經濟角度來解釋：皇帝們既沒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或一家之力來打理江山，又必須找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來統治江山，所以，不得不報出一個有誘惑力的市場價格，以便吸引普天下的“職業經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