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許許多多有理想、有抱負卻又由於各種原因當不到官的人來說，既然“當官”是和“發財”緊密聯係在一起的，那麼，在當不到官的情況下，直接跑出去“發財”也是一條捷徑。
這樣一來，皇帝不高興了，都跑去“發財”了，誰給我幹活啊！
皇帝能夠“忽悠”天下人才為己所用的一個絕招，就是為廣大讀書人提供取財之“正道”——當官。倘若沒有機會走上當官的“正道”，盡管是一大不幸，但如果能退而求其次，通過經商來實現自己發財的願望，也不失為上佳選擇。在從商的路上，從來就不缺乏人才。
帝王們都知道，官商勾結的後果是把“皇家私有”變成“官家私有”，從本質上講，就是把社會財富從一家之“國有”變成千百家之“官有”。從這個意義上說，封建社會的宮廷之爭也好，官場之爭也好，都可以說是國家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鬥爭。王朝的皇帝們為了穩固自己的“天下”，一麵堅決讓有錢的商人沒有社會地位，一麵又想法子抄官員的家。這也是“天子”們的政治智慧。
根據曆史學家黃仁宇的觀點，中國封建社會由於沒有一套準確的數字化管理，皇帝往往不知道老百姓被壓榨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所以，一方麵揮霍無度，另一方麵逼迫各級官府強征暴斂。官府則借機巧取豪奪，變本加厲。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從掠奪商家入手，因為吃大戶的交易成本低，且不容易引起民變。於是，商業的發展總是受到周期性的政治打擊，無法持續。
我們來看一看巨商沈一石最後攢下了的那些權力資本：二十五個作坊，三千架織機，一百零七家專營綢緞的分支機構，幾萬畝桑田。二十年時間，累計織綢緞四百萬匹，按市價和出口價的平均價計算，約合三千多萬兩白銀，上繳織造局二百一十萬匹，各任官員分利一百萬匹，所餘九十萬匹用於生產流動。
通過上麵的數字，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承受官府的層層盤剝加上自己的無度揮霍之後，沈一石的淨資產其實已經成了“強弩之末”。
在這種情況下，沈一石決定孤注一擲。他把最後的流動資金全都用於買糧，做最後一次豪賭，打算發一筆天災人禍之財——借助官府的力量，低價收購災民的土地。但因海瑞生扛硬頂，情況發生突變。他用於買地的一百多船糧食“奉旨賑災”，在這次博弈中血本無歸。沈一石被迫走上了絕路，於是他點上一把冬天裏的火，把自己送上了絕路。當然，作為商人，他沒有忘記把所有的經營賬冊拷貝一份，分兩個渠道送給了官府和朝廷，最終以自己的死點燃了燒向浙江官場更大的一把火，把官員燒得雞飛狗跳。誠如他給高官的信中所言，“沈某先行一步，俟諸公鋃鐺於九泉，此日不遠。”
沈一石在他留給楊公公、鄭泌昌、何茂才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大明擁有四海，倘使朝廷節用以愛人，使民以時，各級官員清廉自守，開絲綢、瓷器、茶葉通商之路，僅此三項即可富甲天下，何至於今日之國庫虧空。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於民，民變在即，便掠之於商。沈某今日之結局皆意料中事。然以沈某數十年備受盤剝所剩之家財，果能填國庫之虧空否？”所以，晚清時期湧現的商人買官，與其說這是官商勾結，倒不如說它是官商互動。有官方的許可和支持，商人才有從事商業行為的可能和保障；而缺乏商人們的大力合作，官家恐怕也很難控製經濟和商業活動，難有穩固的政治依托。商興則官固，官固則商興。商與官，誰也離不了誰，就像魚和水一樣息息相關。如果說商人的競爭起點是相同的，那麼誰能背靠政府的支持，誰就擁有了最大的無形財富，這種邊際成本小於等於零的資源當然是人人眼紅的。如果說有雄厚的資本支持，最無能的政客也會仕途興旺，應者雲集，山雞也會變鳳凰，差的不就是這一層金子做的外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