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藩台作為一個過來人，他非常清楚一分錢一分貨。買賣雙方交易欲望強烈，對方看中九江知府將會給自己帶來的巨大利益，希望投入能產生更大的產出；而作為賣方的何藩台也非常清楚交易成功能給買方帶去更大的利益。
就因為何藩台在心裏有一個他自己認為的合理價位，所以才與弟弟爭執不休。
兄弟倆商量來商量去，何藩台就是不讓步。最後逼急了，“三荷包”就同自己的哥哥算開了賬。原來，他們老爸臨終時，留下了十萬兩銀子。何藩台捐知縣、捐知府、捐鹽道，再加上走門子、托關係，一共花掉了七萬一千兩銀子。賣官收入，“三荷包”經手的就有六十一萬七千兩。
“三荷包”和何藩台因為分贓不均，兄弟二人大打出手。在何藩台這樣的買官者看來，官帽不過是用金錢換來的商品而已。他何藩台頭上的這頂帽子，就是花掉了七萬一千兩銀子才買來的。作為一個用金錢敲開官場擢升捷徑的人，當他如願以償戴上“官帽”後，他同樣會用商人的眼光去看待手中的權力，隻對自己曾經的巨額“投資”負責，將權力當成尋租的資本，不失時機、不擇手段地連本帶利全撈回來。
在這裏，就涉及一個權力成本，從投資用途的角度來看，官員的權力成本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購買入場券的初始成本。因為按照清王朝的用人機製，任何人要進入官場舞台的表演區域，就要先獲得入場資格，隻有這樣你才能獲得官員的資級。二是權力的養肥成本。獲得入場券，並不代表你就能收回權力成本。因為獲得進場資格的每個人，都有可能分肥你的權力，攤薄你的利益。你需要對自己手中的權力之花不斷施肥、保養，使其枝繁葉茂，這裏就需要一個養肥成本，沒有這個養肥成本，權力值會大打折扣，更不要說升官發財了。
明清時期，州縣衙役、書吏日增，政府運轉主要是靠他們來推動，相關的實權帶來了極大的獲利空間。雖然他們地位較低，薪俸微薄，加之進入門檻（即交納銀兩）一再提高，但樂意充任者依然擠破門坎，其中有的人，寧可借貸
也要充吏。在吳鉤先生的書裏，我曾經看過一張清朝乾隆年間和光緒年間的“賣官價目表”，價位精確到個位數。
對照那張表格，我們可以知曉，在乾隆中葉，隻要掏得出四五千兩銀子，就可以當上知縣；假如舍得花一萬三千兩銀子的巨款，則可以當上知府。乾隆年間的銀子比較值錢，按其對大米的購買力折算，當時的一兩銀子相當於現在的兩百元人民幣，四五千兩銀子大致值九十多萬元，一萬三千多兩銀子則有二百六十萬元之巨。應該說，在乾隆年代，走捐納的路子，初始成本是巨大的。
不過，到了光緒晚期，這個成本就大幅度降下來了，因為朝廷濫賣官帽，官位含金量大大縮水，這時知縣的標價是一千兩銀子，知府的價格也才三千八百兩銀子。清末白銀的購買力已大不如前，一兩銀子折合成人民幣約一百元，也就是說，隻要掏十萬元，知縣的官帽子就送你了；當知府要不了四萬元就可以搞定。
從何藩台兄弟倆爭執暴露的買賣投資成本來看，這和乾隆年間基本吻合。
朝廷公開賣官，由於官多職少，於是形成了一支龐大的候補官員大軍。地方官員渾水摸魚，趁機撈一把，哪裏有了缺，誰給的銀子多就派誰去。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政治上還背著處分的王夢梅就找到了何藩台，買賣公道，童叟無欺。
王夢梅從何藩台那裏花一萬二千兩買得“江西著名的好缺”——玉山縣知縣。需要說明的是，王夢梅花掉的這一萬二千兩銀子並沒有完整地落入何藩台的腰包。因為對照價目表，我們會發現王夢梅多花去了將近七八千兩銀子。
既然落到何藩台口袋裏的是四五千兩，那七八千兩的銀子又蒸發到哪裏去了呢？我們也不難發現，王夢梅作為一個犯了錯誤有前科的厘局（省財政廳隸屬科室）的普通吏員，想要升為玉山縣縣長。他需要打通關節，一個普通吏員不可能直接跑到何藩台（省長）麵前去行賄，因為他們的級別不對等，說不上話。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一個中間人，也就是所謂的“官托”。這就容易理解了，王夢梅的印把子確實是從何藩台手裏買到的，但是和他麵對麵交易的卻不是何藩台，而是中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