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夢梅也憤怒了，他才是玉山縣的縣令，再任由這幫手下的胥吏和師爺們放肆下去，他這個縣令就真成了擺設。如果自己真成為擺設，那麼對他應當獲取的權力效益來說，是一種傷害。他寫了一紙諭單貼在公堂之上，內容大致如下：我是一個很負責任的縣令，也是一個清官，如果有幕友、官親等在外麵打著我的旗號，胡作非為、招搖撞騙、受賄索賄，一經查實，立即按律從重懲辦，絕不寬待。
王夢梅也算是官場的老油條，他並不反對下麵的人參與權力分肥，這是潛規則。但是你要分清主次，不能動不動就要挾我這個縣長以令地方。長此以往，官印把子是握在你手裏，還是握在我手裏？
利益格局往往會隨著權力關係的改變而發生改變。王夢梅的擔心是有必要的，因為他十分清楚權力分肥的原理。第一，權力集團的權力收益，取決於加害能力的大小。王夢梅作為縣令，他手中握有朝廷賦予的公權力，他的加害能力是一種正式權力，他執行的標準也是打著正式章程的旗號。作為聘用製合同工的蔣梅和其他師爺、胥吏對一般糧戶而言，也同樣擁有加害能力，雖然這種加害能力更像是公權力的傳導器，但是很多時候這種加害能力來得更加凶猛，也更加直接。第二，權力集團的權力收益，取決於優勢的“食權者”。加害權的大小不是絕對的，也不是一成不變。在某一個博弈格局中處於優勢狀態的“食權者”，轉入另一個博弈情景中就有可能會處於劣勢。第三，權力集團的權力收益，取決於利害關係的改變。王夢梅一味退讓的結果，就是不斷喂肥蔣福手中的加害權，一旦這種均衡被打破，那麼權力收益的分配也將麵臨著重新調整。
蔣福看到諭單後，知道是衝著自己來的，心中老大不高興了，“他出這張諭帖，一來絕了我的路，二來借著這個清正的名聲，好來擺布我們。有飯大家吃，無飯大家餓，我蔣某人也不是好惹的。你想獨吞，叫我們餓著，哪裏有如此便宜的事？”
蔣福想出了一個壞招。第二天公堂完事，王夢梅退入後堂之後，蔣福把所有像他一樣身份的書役都召集起來開了會。會上，他告訴大家：今天這個話是我們王縣長讓我代他召開的。我們王縣長說了，他為官清正，從來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而且最體恤百姓了。王縣長曉得地方上百姓苦，決定今年的錢糧完全照著製度來，不多收一分一厘。這件事昨日已經定了，等到定好章程就貼出來公告。同時，你們這些書役除掉照例應得的工錢，不準在外頭多要一分錢。誰要是不聽，一旦查出來，絕對沒有好果子吃。
蔣福是縣令的師爺（幕賓），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借鬼吏之口說：“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仆隸。其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與紀曉嵐同時代的邵晉涵也說過：“今之吏治，三種人為之，官擁虛聲而已。三種人者，幕賓、書吏、長隨。”不論是紀說的“四種人”，還是邵說的“三種人”，他們都是寄生在權力集團身上的血吸蟲。另外，蔣福這種人在外麵狐假虎威慣了，喜歡在別人麵前吹噓他和縣令之間的關係。整個玉山縣，沒有人不知道他是縣令養起來的“帶肚子”的二爺，真正的實權派人物。
像蔣福這種胥吏，雖然不是朝廷命官，卻是地方吏治的實際掌權者，無官之責而有官之權，而官則徒擁虛名而已。“與胥吏共天下”的局麵貫穿了整個清朝。
蔣福的身份是“胥吏”，說得難聽點就是“官之仆隸”。是官員私人雇用的家丁、奴仆，如跟班、門子等。他們沒有朝廷頒發的正式章程來確定自己的權力值，也沒有印把子來夯實自己的權力身份，但是這些理由都堵不住他們獲取權力的管道。不是有“宰相門子七品官”的說法嗎？就是說，給宰相看門的家奴，其權力不亞於七品朝廷命官。當然，這種權力格局的劃分是因人而異的，得長官信任、器重的胥吏，工於鑽營、弄權的胥吏，有過硬後台、背景的胥吏，他們手中握有的權力顯然要比一般的胥吏大得多，所以也不能一概地說某某衙門的胥吏等於多少品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