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節省國庫開支，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80年），政府批準甘肅及外省商民納糧捐納監生，就地解決缺糧之急。監生，就是國子監學生的簡稱。比如說，文學大師曹雪芹的叔祖曹荃、叔伯等都是“捐納監生”出身。監生不是一種實際官職，而是“進身之階”，也就是說讀書人通過考試，取得監生的資格才能做官。但達官顯貴、豪門巨富也可以用金錢買到監生的身份，這就叫“捐納監生”。對於有錢人來說，捐納監生，買個身份，真是小菜一碟。
省內外商民跑到甘肅省的地盤上買來監生頭銜後，他們並不要求進京入國子監去讀書。獲得監生頭銜後，他們已享有與秀才同等的權利，可以直接參加鄉試進入官場，以監生資格加捐職官。因此，捐監一途是當時很多富裕商民子弟進入官場的一條捷徑。
為什麼當時會有那麼多的外商民會跑到甘肅的地界來“捐納監生”，主要是因為甘肅開捐的價格比其他地方低，每名監生隻需要麥豆四五十石。當時一石二十八公斤，四五十石相當於一千四百公斤，按照今天的市價也就三千多塊錢。
這一時期，也是於敏中權力炙熱程度最高的時期。在於敏中京城弄權之際，甘肅官場之上發生了清朝建朝以來最大的一起貪汙腐敗案。這場腐敗大案給官場帶來的震動，不亞於一場八級地震。在這貪汙大案中，從封疆大吏到州縣官員，貪汙白銀兩萬兩以上的案犯斬首五十六人，免死發遣四十六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數十人。也就在甘肅官員集中作案，侵蝕國家之時，於敏中的權力在權力核心地帶也達到了巔峰，甘肅貪汙大案看起來與他沒有什麼瓜葛。然而在那樣一個背景下，於敏中真就能夠沒有聯係？
年輕的於敏中步入政府中樞部門的時候，官場注重清正廉潔，風氣還算過得去。乾隆皇帝當政的前二三十年，可以說是乾隆朝乃至整個清王朝的黃金時代。那些主持權柄的軍機大臣，都以與外省軍政大員交結為戒。在當時權重一時的京官中，雖接受督撫們的饋禮，不過一旦價值超過銀百兩就堅決拒收。當時那些在軍機處辦事的軍機章京們，能夠偶爾得到一件價值三十兩白銀的禮物，已經相當滿足。
清政權的中衰始於乾隆朝，而乾隆朝的衰落始於腐敗。一個王朝的衰落其實是權力係統內部出了問題，也就是吏治開始敗壞。吏治敗壞的外在表現形式，無非就是官吏間的賄賂公行。我們通常所說的官員的人生價值觀就是人們當官的目的是什麼。當人們把當官作為獲得名利、追求更好的物質享受和各種特權的時候，問題也就應運而生。
以督撫為首的地方官吏要想在地方上發財，就不得不向中央的京官們進行賄通，而京官平日薪俸較少，要想發財就不得不包庇地方官吏，聽任其為所欲為。於是，彼此上下其手，便形成了“無官不貪”“無吏不盜”的官僚體係。
據不完全統計，整個清朝二品以上的高官，因貪汙、受賄，或數罪並罰而被處以斬刑、絞刑，或被賜自盡者，共計有四十一人，而在乾隆一朝就有二十七人之多，幾乎占了全部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七。至於因貪贓枉法而受到“抄家沒產”“充軍發配”“降職罰薪”的官員，為數更多。
其實我們也不能不說乾隆“懲貪”手段是十分嚴厲的。可是當時的情況卻是打壓得愈狠，貪汙之風愈烈。造成乾隆中期風氣大變的原因可以說是多方麵的，如果要推舉一個核心人物，於敏中是當仁不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