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官吏人數不斷增長，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朝代。明朝實行的是兩京製，也就是在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機構，各有一幫官員。這樣就導致機構臃腫，官員隊伍龐大，各項俸糧達到了數千萬，而十三布政司和南北直隸額派的夏稅秋糧二千六百六十八萬石，出多入少。這樣的結果就造成了王府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塞地區缺軍餉，各省缺廩俸。
三是皇帝都是財迷。明朝的財政體製是分灶吃飯，皇室收入主要來源於礦冶鹽業關稅，稱為內帑。明朝建國初期，國家不主張開礦，一直持續到仁宗。到了萬曆時期，采礦政策漸漸放開，並逐步走向紊亂。明朝金銀之課，一般采用包稅製，即規定某場一年應納稅額，責民交納。明朝初年，金銀之課還是很輕的。福建各銀場歲課僅二千六百七十兩，浙江歲課二千八百兩。
張居正當政時期，萬曆朝光太倉銀收入就有四百五十多萬兩，這僅僅是太倉銀。按照曆史學家黃仁宇的估算，太倉銀收入僅占明朝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十二，也就是說張居正時期明朝歲入折銀接近四千萬兩，這是國庫裏的錢。但是對於皇家支出，有專用經費，也就是皇銀內帑，也稱皇帑，說白了就是皇帝的私房錢。
因為國庫的錢並不等同於皇帝私人的錢，皇帝要動用國庫裏的錢，必須先跟大臣們打商量，要是群臣反對，戶部尚書硬頂就是不給，皇帝也無可奈何。當然如果碰上臉厚心黑的暴君，就另當別論。
而皇銀內帑則完全是皇帝私人的錢，不管怎麼花，都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這規矩代代相傳，新皇帝登基時，繼承上代皇帝江山的同時，連皇銀內帑也一並繼承，每代或增或減，一般存放在內庫。
內帑和太倉銀雖然用度不一，但從理財上說，應該形成互補機製。本來，這是很科學的分配機製。然而，明末的皇帝卻像守財奴一樣，將自己的內帑銀子看得很緊，絕不肯拿出來給太倉銀開支，反而讓太倉銀為皇室補貼。
明朝開國後，製定了一整套不成係統的規章製度。而其中有一條是：皇親宗藩受賜的田地都要登記造冊，登記造冊的目的，就是免除他們的稅糧和差役。也就是這些占有大量生產資料的人，他們可以躺在曆史的功勞簿上吃過了拉，拉過再繼續吃。那些良田沃土對於他們來說，隻生地租，不產稅收。
對於這幫特權階層來說，人生就是吃喝拉撒睡，國家對他們來說就是祖宗留下的大筆遺產。他們生來就是為了揮霍。
當賞地成為一種“灰章程”被固定下來，這幫特權階層的眼睛便閃現出了金子般的光芒，真金白銀的金。我們從中間發現的是權力的貪婪，是財富的攀比，是社會價值的崩潰，是人心的欺詐和權謀的博弈。如果說最初的土地賞賜構築了一種激勵機製的話，那麼，後來的土地賞賜則摻雜了許多權勢角逐的複雜因素，而且權勢的因素是決定性的。這時的論功行賞，往往淪落為官員政治地位和集團權勢的因變量。
有好處誰都不願意放過，一個跟著一個學，資源是有限的，皇帝對於皇親宗藩的愛是無限的。萬曆年間，皇親貴戚奏討土地一度興盛，隻要開口，有求必應（求無不獲）。
本來賞幾畝地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邊沒完沒了地要，一邊沒完沒了地賞。
明朝後期，這種免稅土地的受賜和受益範圍被毫無節製地擴大，逐漸形成一個足以衝擊直至動搖國家稅基的龐大免稅特權階層。比如當時福王就藩河南，神宗賜良田四萬頃，後改賜兩萬頃。就拿天府之國四川來說，本來是國家的大糧倉，可就是這麼一塊寶地，“為王者什七，軍屯什二，民間僅什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