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監到了沈一貫那兒，值班的幾個大臣都說不行，天子無戲言，既然說了，就下發。
來追繳聖諭的宦官一撥接著一撥，前後有二十人。宦官磕頭出血，請求沈一貫把聖旨交回去。沈一貫一看這陣勢，隻好交還聖旨。
其實，太監也不是都讚成皇帝收回成命，司禮太監田義就據理力爭，氣得萬曆皇帝拔出刀來要殺了他。但是田義仍舊堅持己見，毫不退縮。這時候太監拿著沈一貫交還的那份上諭屁顛屁顛地回來了。後來田義隻要見到沈一貫就鄙視他，“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就是說，您要是再稍稍堅持一下，礦稅就撤了，為何這麼膽小怕事啊！
其實，明朝的稅收主要來源是農業稅，“夏稅”和“秋糧”的起運與留存是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主要體現。起運主要用於宮廷消費、京官俸祿、邊地糧餉和其他管理費用等；而留存主要用於宗藩祿稟、地方官員俸祿、駐軍軍餉、地方賑災和教化等。留存支出最多的一項是藩王祿米。
明朝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稅收國家，不能僅僅用稅收去衡量百姓的負擔或國家的收入。現代意義上的稅收國家，必須是國家收入中，稅收占絕大多數。可是在明朝，稅收占多大比例呢？皇帝和國家獲得收入的渠道和辦法很多。在這裏，我大致歸納其種類。
第一種是貢品，也就是各地把好東西無償拿來，供皇室享樂。這貢品是不計入稅收的。
第二種是勞役，每個成年老百姓每年都要放下手頭的活，無償給國家進行若幹天的勞動——當差，這些也是不計入稅收收入的。
第三種是還有大量的專門給國家進行無償勞動的專業家庭，工匠要每年為國家無償服役造宮殿、修墳墓、做家具，灶戶要為國家無償生產食鹽，兵戶還要無償地提供兵役，妓女和演藝工作者還要為公家無償提供演出活動和性服務。
第四種是皇室通過權力占有社會上最好最肥沃的土地，獲得很多的糧食、土產，但這些土地是不上稅的。這些收入，自然也不計入國家的財政收入。
明朝的田賦加派始於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當時時局緊張，俺答進犯京師，東南又被倭寇侵擾。這樣一來，增兵設防需要的軍餉增多，國家財政有些吃不消。於是，明王朝就在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加派。
田賦正式加派始於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這一年遼東發生戰事，為籌措軍餉，明廷議決，除貴州外，每畝加征田賦三厘五毫，後又加征三厘五毫。僅僅過了兩年，標準又再次抬高，再增兩厘。三年三增賦，共得銀五百二十萬兩。
這宗以“遼餉”為名加征的田賦，後來被朝廷固定下來，成為常賦。
崇禎十年，為鎮壓農民起義，明廷采納了兵部尚書楊嗣昌的建議，開征剿餉。
崇禎十二年，朝臣們議練邊兵，於是在天下田土中，每畝又加賦銀一分，共增賦七百三十萬兩，作為“練餉”的專款。
遼餉、剿餉、練餉並稱“三餉”。而在三餉之外，還有加餉、助餉、新餉、均輸、丁銀、差徭、雜項等。
除了上麵這些之外，更多的還是政府通過額外加派的辦法對老百姓進行的敲詐勒索。看起來土地上承擔的稅賦不重，可是額外巧立名目收走的往往是正式規定的稅額的數倍到十倍，名目多到無法一一指出。糧食收上來後，還要老百姓千裏萬裏運送到指定的地方。
我們可以想象，以明朝的道路運輸條件，將糧食千裏萬裏運到規定的地方，需要花費多少人力物力、耽誤多少正常工作，而這些運費全部是由納稅農民自己承擔的。雖然一切耗損已經提前以數倍的數額預收了，但是，一旦運輸中真的出現耗損和風險，仍然完全由納稅農民承擔。
這樣的榨取使社會實在無力承擔了，張居正就實行一條鞭改革，把一切苛捐雜稅合法化。但下麵實行時仍然是“條外有條，鞭外有鞭”，就是說，舊的苛捐雜稅合法化後，新的苛捐雜稅立即產生。而這一切不合章程的苛捐雜稅、敲詐勒索是不計入政府的正式財政收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