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把持高位顯職的士族大鱷們也利用手中的權力，助長這種風氣。尤其在朝廷取仕用人方麵，組織上是一定要“必稽族譜而考其真偽”，用來防止庶族人員假冒。宋、齊之後，政府還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譜局”，其實這個“譜局”很多時候的表現是完全不靠譜的。士族為了標榜自己閃閃發光的身份，還發明了一套煩瑣的禮儀。例如，當時在士流官宦中間，流行一種避家諱的風氣。
也就是說，在這班人麵前，絕對不能舌頭打滑說出他們祖輩任何一人的名字，就連同音不同字也不行，必須找其他義同音不同的字來代替。否則的話，便是犯了忌諱，搞不好就抓你去蹲班房或者暴力相向。東晉時王忱去拜訪太子洗馬桓玄(桓溫之子)，桓玄設酒宴招待。王忱因為剛吃過寒食散，不能喝冷酒，於是連呼左右將酒溫一溫再飲。沒料到這一嗓子觸犯了桓玄父親桓溫的名諱。桓玄感覺受到了莫大的恥辱，可他又不敢得罪這位望族，一時之間情緒激動，竟在酒席之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說實話，就是王忱有所準備，一般人要想在日常交往中不犯別人的忌諱，難度係數還是相當大的。但當時也有一些高人，能夠做到“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真是讓人佩服之至。
在這種動輒就往臉上貼金的門閥製度下，士族成為當仁不讓的特權階層。比如梁武帝在對待自己的親屬和士族，不許動用法律，也就是說法律對這些特權階層來說，是無效的。換句話說，法律隻對庶族和寒門人士造成傷害。士族人員犯罪，可以得到寬大處理或者直接赦免。而老百姓犯罪，就會立馬撕去溫情的麵紗，如該連坐的，無論老幼都不能幸免;一個逃亡，全家人都跟著“沾光”--罰做苦工。另外，士族還享有免稅權，因此他們多兼營商業，賺的每一分錢都能進自己的腰包。東晉時期，山陰的豪強士族們紛紛走經商之路，用手中的權力去兌換利益。謝安有一個同鄉被罷官後從廣州回建康，帶來蒲葵扇五萬把。謝安取一把自用，不知不覺中充當了廣告代言人，建康的士人們都跟在他後麵爭相出高價購買，該同鄉獲利數倍。士族還享有免役特權，也就是不用扛槍到邊境站崗放哨。齊朝與北魏接境的揚、徐二州，三個人中有兩個人要去服兵役。為逃避繁重的徭役，民眾被迫或自斬手足，或投靠士族為奴，稱為“屬名”，附屬於士族戶下，為戶主服役，比服官役稍輕。
這種等級森嚴的士族製度，破壞了國家的權力結構，就連組織上選拔幹部既不問文武才能，也不看吏治考績。隻要有個好爸爸或者好祖宗，憑借祖上積下的那點陰德，便可青雲直上，高官顯貴。在當時的市麵上流傳一段話:“上車不落則著作(郎)，體中何如則秘書(郎)。”就是說，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後，隻要到坐車掉不下來的年齡，便可做著作郎;隻要會在信中寫兩句問候的客套話，便可當秘書郎。
士族子弟生活上不差錢，政治上不操心，高官厚祿從他們呱呱墜地時就已注定，這不是命又是什麼?
士庶之間的有著雲泥之別，可並不代表門閥士族就強大到了沒有權力軟肋。比如說，當時的門閥士族的地位正在受到新興寒門地主的挑戰和威脅。這種威脅來自於槍杆子，因為這時候的軍權就掌握在皇室和寒門出身的武將手中，槍杆子撐起了腰杆子。
既然士族有那麼多的既得利益，庶族地主也不願意隻講奉獻、看著對方吃香的喝辣的。於是，他們也就想辦法拚命往士族地主階層裏鑽，而鑽營的主要辦法，就是修改黃籍。放在今天來說，就是修改戶口本。當時的戶口本是用黃紙書寫，所以稱黃籍，像每戶家裏有多少人，祖上做過幾品官，擔任過什麼職務，有過什麼軍功，跟哪些人家結過親，是和尚還是道士，黃籍上都記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說，誰家是士族誰家是庶族，一查黃籍就清清楚楚，因此像收賦稅和派徭役等不少官差，也都以黃籍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