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改革，是在明王朝統治機構近乎解體，財政瀕於破產的局麵下，自上而下發動的一場挽救王朝統治危機的運動。
他有句名言：“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當國家紛亂之時，需要雷厲風行地采取非常措施，雖然有可能因此而矯枉過正，但不這樣的話，就無法穩定亂局，使國家安定。這句話充分表現出他以剛毅明斷的見識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勢推向全國，但張居正本人也因此遭到時政苛猛的責難。是是非非，固然一時難以辨明，張居正為人行事，也難免為人詬玻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張居正過人的膽識、勇氣和眼光，以及其用人不拘一格的特點，確實值得後人師法的。
明朝中後葉，統治階層昏庸腐化，軍政敗壞，財政破產，農民起義，此伏彼起，社會矛盾尖銳，危機四伏。為了穩定明王朝的統治，一方麵，張居正以得盜即斬的手段加強鎮壓，一方麵采取了一係列富國強兵、使民足食足衣革新政治的措施。
萬曆六年（公元1578年），張居正通令清丈全國田地，詳審細核，三年查出漏稅土地八十餘萬頃，從嚴打擊了違法的權貴地主，迫使他們守法，不敢輕易欺隱，小農免受賠累，國賦按時收納，扭轉了財政虧損。後人認為這一舉措既不減額，亦不增賦，農民的貧困得到了緩解，地主豪強沒法侵占農民土地，欺壓百姓。在賦稅不均的現象初步糾正後，張居正立即著手解決逃役問題。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即是將賦役中的各項名目，如雜泛、均徭、力差、銀差等各種稅收合並為一種，將力差歸入田賦，一律按田畝核算，簡化手續，統一征收。並可改折銀兩，允許被征調的差役出銀雇人代役。這就擴大了貨幣流通的範圍，削弱了人身依附關係，使商販和工匠獲得了人身自由，這對商品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
張居正的任政，是和他的嚴苛的風格聯係在一塊，沒有他那卓越膽識、勇氣和目光，明朝殘破混亂的財政局麵，恐怕難以補救。在他執政的10年期間，邊境大安、太倉粟可支十年、太仆寺積金四百餘，一時政績斐然。
雖然這樣，張居正最為人稱道之處，恐怕還在於他選拔人才的不拘一格。張居正對這些選拔上來的人才，能夠信任他們，並委以重任。
張居正的不拘一格，不單單是排除論資排輩的偏見，還包括重視從下層選拔人才，殊屬難得。他倡導：“采靈菌於糞壤，拔姬薑於憔悴。”認為選拔人才沒有固定的思路方法，唯才是用，哪怕是身份低賤的僧道皂隸，隻要出類拔萃，同樣可以位列九卿，作為國家的棟梁。他突破成規起用士兵出身的李成梁為鎮邊大將，破格重用殘疾小職員黃清為太仆卿高級官員，重新起用被罷官的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時特許府、州、縣的考生越級報考京師的國子監，把各地人才收羅到中央，很快組成精幹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堅力量，為建樹新政作出貢獻。
因為張居正用人能夠破除成見，不拘一格，所以在他執政時期，雖然明王朝四麵都是強敵，但南有戚繼光，北有李成梁，邊境一時整肅，呈現少有的安定局麵，而在之前的百餘年時間裏，明王朝還在為東南的倭寇，北方蒙古部落的頻繁騷擾分身乏術，苦惱不已。曆來治河的方針隻顧漕運，為朝廷運糧，不顧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黃河的辦法保障運河渠道的暢通，也就是在黃河下遊多開支河，分泄河水，這種辦法容易淤塞河道，墊高河床，但卻急功近利為曆代王朝慣用。張居正大力支持水利專家潘季馴摒棄傳統方法，采取漕運與民生兼顧的方針，築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騰的河水，衝沙入海，自此多年沒有大患，使得黃河兩岸荒蕪了十幾年的土地又變成了良田，同時因為河道治理得當，水利運輸也發展起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