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有了傳誦不絕的著名的曆史人物，如果稍稍缺乏藝術感染力，那也最多不過是再現了曆史的某一側麵、某一事件而已。然而，範曾的追求，卻不僅僅是再現，而是誘發讀畫人的想象，溝通古今。在人物的“形似”上，在似與不似之間遊刃有餘，在精神的“意合”上，使曆史感與現實感交織成既是人物的、也是畫家自己心靈的折光；發之於石濤的“神遇跡化論”而不泥古；得之於上官周盼“其精神所結而成像”又出新意；尋根究源，自然是範曾的學養豐厚，博采眾美，熔中西古今於一爐，彙曆史、畫史、唐詩、宋詞、元曲於一身所致。即以白描與書法而論——他認為這是中國畫的先導——範曾便下了幾十年折骨抽筋的功夫。他曾發誓要在人類文化的峰巔，望盡天涯歸路。藝術是綜合、熔鑄，而不是拚湊、雜陳；大家乃大綜合，小家乃小綜合，最不足取的，是附庸風雅的雕蟲小技。
範曾無疑是大綜合的大家。
貫穿這一切的綜合的、使他的學養輝煌起來的，是範曾偏愛的，也是範曾藝術中表現得最充分、最鮮明、最感人的陽剛之美。
範曾，正當四十六歲的盛年。然而，他的談吐，他的劍眉，他的機智而又咄咄逼人的目光，他在“權勢”麵前的憤慨及嘻笑怒罵，使人感到，他豹心靈裏充溢著少年豪興，他是生活和藝術的強者。他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天才”，而隻是“中等資質”；在藝術之路上，他信仰的是苦熬、奮鬥；在人生哲學中他崇尚的是誠實、豁達。他曾說弘一祛師有名言曰“手提智慧劍，身披忍辱甲”，自己可以作到前者，後者卻作不到。由這樣的性格、情感出發，他的心靈裏洋溢著陽剛之氣，也便有了陽剛之筆，他才得到了陽剛之美——那是由心靈通過筆端揮灑的濃墨自然流露的。那是不控甲胄的坦露的胸懷，坦蕩的君子胸懷。
同是一個曆史人物，不同的畫家會刻劃出不同的側麵，這本是藝術的常理，無需大驚小怪的。而範曾隻是認為：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以及比曆史更加遙遠的明天，需要更多的不畏艱險、堅韌不拔的仁人誌士的形象；而此種形象也恰恰是曆盡千磨萬劫的中華民族應該有的、迫切需要的形象，是我們民族的瑰寶，是繼往開來者須臾不可忘卻的大智大勇大仁大義的老祖宗。
在這裏，詩人的赤子之心是呼之欲出的。
我們不妨說：他是在為中華民族造像！一幅《屈子行吟圖》，渾厚，古樸，深重。屈原頭頂上的鬆樹已被雷擊，但，依然虯枝曲勁，生命不息。同樣處在五雷轟頂的艱難時世中的詩人——被貶斥的三閭大夫，愛國有心，報國無門，登巨石，倚古鬆，昂起的頭顱，飄動的長須，既有屈原恩絲飛旋的動感，又有沉重，淒涼的氣氛。畫家以重墨和屈鐵的勾勒，使鬆、石、人渾然一體，在古鬆之下，屈原似鬆；踏巨石之上，屈原似石。仿佛隻消再走幾步路，便是他生命終結的所在了；但，這幾步路，卻不是在亡命的倉皇中走過的；而是發出了比五雷轟頂還要響亮的呐喊之聲後，抱石懷沙，投身汩羅的。
這個古老的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形象，是帶有濃厚的悲劇色彩的——他的清瘦，能使人想起他難忘的憂思；他的孤獨，能使人看見他心靈的博大；他太息流涕，九死未悔，在憤世嫉俗中痛斥了那些誤國誤民的佞臣、奸邪、諂媚者，表達了詩人自己百折不回、上下求索的堅強之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