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蘇區的周恩來為便於化裝成富豪迷惑敵人，蓄起了長胡子，到瑞金後一直留著。所以大家都尊稱他“胡公”。他對這裏的一切都感到新鮮。但是過了三天，他從紅軍幹部嘴裏便聽到一句口頭禪：“抓AB團哩！”
AB團其實不是紅軍的發明。真正的AB團是1927年成立於江西的一個反動組織。是蔣介石指使陳果夫非法圈定江西省黨部的國民黨右派分子，專門排斥左派和共產黨人。A代表省級組織，B代表縣級組織，“四一二”政變後，AB團解散。但中央蘇區盛行這個詞，AB係英文 ANTI－BOLSHEVIK（反布爾什維克）一詞之縮寫，AB團成了“一個反布爾什維克的政治集團”的代名詞。
周恩來問一名紅軍團長：“AB團到底有多少人？”
紅軍團長抿嘴一算：“據說有六千吧。”
“你怎麼能夠確準他是不是AB團呢？”
“哎，前方戰事這麼緊，哪有時間審問清楚，有人揭發就行了，這也是不得已。”
“就這麼個不得已！”
他到閩粵贛邊區省委機關去，剛坐下，長汀縣委婦女部長李堅貞正好跑進來，要找省委彙報。周恩來問她：“這個女同誌幹什麼來啦？”
李堅貞也不知坐在麵前的是誰，揚起臉鏗鏘有力地說：“抓反革命！”
周恩來被她那副認真的樣子惹笑了，問：“抓反革命，好哇！你說說，是怎麼抓的？”
李堅貞是個爽快人，感到問得莫名其妙：“不就這麼抓嘛！”她看看自己的兩隻手。
“嗯，你怎麼就知道他是反革命呢？”
單純的李堅貞左顧右盼，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旁邊的人告訴她，這是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李堅貞對自己的冒昧不好意思起來。周恩來跟她談起自己的想法：“鬥爭土豪劣紳，成分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證據。是敵人，一個也不能放過；是好人，一個也不要冤枉。”
然而，肅反的雪球越滾越大，已經成為中央蘇區的工作中心。周恩來對打AB團專憑犯人口供，依靠肉刑，日感不安。他已經看到由此造成的後果：“最嚴重的是黨內因此發生恐慌，同誌間互相猜疑不安，甚至影響到領導機關。這不但不能打擊和分散反革命的力量，孤立各個異己分子，奪取反革命欺騙下的群眾，相反的，倒使我們自己的階級戰線革命力量受到動搖和損害。這是最嚴重的錯誤。”經過他的工作，中央蘇區肅反擴大化基本上得到了製止。
可是在遠處，上海的由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推行的是比李立三更“左”的錯誤路線，要求紅軍攻打中心城市，並指責毛澤東實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是小農的狹隘思想。
在這種“左”傾冒險主義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的指導下，從1932年初起，中央紅軍未能用主要精力作下次反“圍剿”的準備，而是按中央指示發起多次進攻作戰。第一個“進攻”就是贛州戰役。
在打贛州問題上，周恩來有所失誤。1931年12月6日，他在赴中央蘇區前夕，在上海代表黨中央起草了中央致蘇區中央局電，提出了“首取贛州，迫吉安”的要求。很顯然，靠紅軍當時的實力，難取贛州。周恩來於年底到達中央蘇區後，了解了敵我雙方的實際情況，隨即改變了在上海時的看法，於1932年1月上旬致電臨時中央，說明中央蘇區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難，意即不同意去攻打贛州。但中央複電堅持原意，要求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周恩來隻好召開中央局會議進行討論。會上，毛澤東提出贛州是敵人必守的堅城，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反對打這一仗。朱德也不同意打贛州。中央局和中央軍委的一些領導人卻堅持說，隻要打下贛州城，把“中央”遷移到那裏，不就實現了“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嗎？周恩來傾向於執行中央指示，認為在中央指定的三個城市中，贛州處在蘇區的包圍之中。最後表決時，讚成打的占了多數。結果，紅軍在一個月內連續四次爆城進攻，均未獲效，且傷亡很大。蔣介石得知紅軍攻打贛州，立即命令陳誠派兵赴援。紅軍久攻不下，隻得撤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