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我隻有回去和中央討論了。”
張衝呆愣了兩秒鍾，懊喪地說：“你如回去，他們又要說你們破裂了。”
周恩來的目光一直沒有離開張衝那淒惻的臉：“你們不讓我回去豈不更表示壓迫？”
張衝苦笑了一下：“可否你回去討論，參政員公函也要撤回。董、鄧兩位可出席參政會。”
“萬萬做不到。這樣做將成為曆史上的滑稽劇，不是侮辱我們？”
“如果董、鄧不出席，他們不會讓你回去的。”
周恩來嘴角掠過一絲譏諷：“我本來就準備在此待捕的。”
“不說這個了。”張衝又說，“若董、鄧不出席，主席團將來選毛先生成立調解委員會，豈不成了單相思？”
“你曉得我們開會讚成不讚成你提的那套辦法呢？國民黨請客吧，被請者為‘奸黨’，還要客來捧場，對我們豈不是侮辱？”
“罵人都不能代表中央，我是代表中央說話的。你們出席一人也好，請你報告延安。”
“一切談判我都報告延安。中央說出席的希望決不會有的。”
張衝再也沒有力氣談下去了，站起身來時，搖晃了一下，差點摔倒。
第二天就要開會了。蔣介石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他讓侍從室從早到晚向王世傑詢問消息。3月1日，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就要開幕的清晨，蔣介石又讓張衝去請董必武和鄧穎超，均遭到拒絕。會議又延期一天，還是不見董、鄧的身影。蔣介石無精打采地拿起講話稿，念一段，停一停，希望共產黨人會推門進來。可是奇跡沒有發生。
張衝積極為國共合作奔走呼號，但他已預感到國共關係將跌入低穀，自己也可能遭受頑固派的毒手，心情極為沉痛。一天，他突然想起要立個遺囑交代家屬：“我一旦身遭不測，你必須把保險箱裏我和周恩來先生曆年往來的信件全部燒毀，不留一書半紙。”
1941年6月，張衝時常高燒不退，忽冷忽熱，一查是染上了惡性瘧疾。他起初並不在意，仍力疾從公，為國共合作之事奔走操勞，可漸漸不支，不得不住進醫院。周恩來聞訊，多次去醫院探視，坐在病榻旁問長問短。張衝抬頭望著周恩來，又談起國共合作之事。周恩來勸他：“國共之間的事由來已久，不是一時一地能夠解決的，你現在病重，最要緊的是養息，等你病好了，我們再接著談。”
張衝眼中滾過一層淚光：“看來我是不行了，但我的後繼者中也不乏愛國之人，請你和他們保持聯係，一定不要使國共關係冷淡下來。”
周恩來緊握住張衝的手：“你還年輕，不要想得太多，安心養病，過幾天我再來看你。”
可是，8月11日，當周恩來聽說張衝病情惡化，急匆匆趕到時，病榻上躺著的已經是不再說話的僵冷的張衝的遺體。
當時，正值日機轟炸重慶，加之天氣酷熱，醫護不周，政敵刁難，年僅38歲的張衝在重慶郊外的山洞裏病逝。
那幾天周恩來心情倍加沉重。與張衝交往，特別是到重慶以來的許多往事湧上心頭。在重慶，凡周恩來提出要見蔣，或蔣要見周，都由張衝代為轉達和安排，並居中周旋。在顧問處常可接到周恩來打來的電話，張衝通常都是這樣開頭的：“喂，我是淮南，你是恩來嗎？”關係融洽如同老友。周恩來在重慶曾家岩的住所處在特務的嚴密監視之下，張衝不顧個人安危，盡力保證周恩來順利地進出，開展工作。一次重慶都郵街發生了所謂的“民眾”搗毀蘇聯駐華使館的不幸事件，張衝於大風大雨中陪伴周恩來在現場勘查，以保護中共代表的安全。周恩來之所以能在1939年春到安徽、浙江等地視察慰問新四軍、回鄉省親等，同年夏天又順利返回延安開會，都與張衝的大力協助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