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斯在1944年12月中旬又去了趟延安，這次去隻待了兩天。他是同包瑞德上校和伯德中校一起去的。伯德中校是為戰略情報局工作的。這一次他們是替魏德邁的參謀長麥克盧少將前去探聽共產黨的虛實：看看如果美國在東北空降幾千人的部隊，可望延安提供什麼樣的支援。
包瑞德和伯德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葉劍英討論了這個計劃，然後回到重慶同麥克盧將軍進一步商談，又帶了一個擴大的建議再去延安。這個建議涉及二萬五千名美國傘兵。這一突如其來的舉動使得毛澤東都很吃驚，連連咂嘴，似真似假地說：“二萬五千名……這是要和我們當年的長征媲美呀！這件事關係重大，看來隻有我和恩來同誌親自去一趟美國，和羅斯福總統當麵談才會有結果，可惜我們兩人至今沒有得到邀請，不請自去，怕不合適吧？”
但是，當包瑞德說此計劃已經得到美國駐中國最高官員的批準時，赫爾利大使卻說他壓根不知。大使感到，他又一次被人繞過了。此怠慢之舉，自然輪到包瑞德代人受過了。
此事發生之前，魏德邁已向陸軍部建議，提升包瑞德為準將。這一提升是包氏渴望已久的。宋子文向赫爾利抱怨這兩名美國軍官背著大使在延安幹的事情之後，赫爾利設法使包瑞德的晉升擱淺了。
注定一輩子隻能當校官的包瑞德被流放到了昆明，他的“迪克西”使團團長的職務被耶頓上校接替了。這位耶頓上校很合赫爾利和魏德邁的口味。他在莫斯科當武官時，獲得了堅決反共派的美名。
在這前後，戴維斯調到莫斯科。赫爾利指責“戴維斯是共產分子，沒有按照本國指示來支持中國的國民黨人”。尤其是對戴維斯最近寫的一份備忘錄感到惱怒。這是未經大使同意，由林沃爾特發給華盛頓的，裏麵寫道：“蔣委員長和中共的談判失敗了……現在是我們要明白地告訴蔣介石，我們將同最能對抗日戰爭作出貢獻的、無論哪一方的中國軍隊合作，並且有權向他們提供援助。”
回到華盛頓的謝偉思指望自己能被派到莫斯科去，但是戴維斯已經去了。魏德邁要他仍回中國。謝偉思猶猶豫豫不敢從命，赫爾利的態度使他憂慮。魏德邁安慰他，可以隻為軍隊工作，而不是為使館工作。
謝偉思回到重慶不到兩天，赫爾利便召見他，對他說，要是他隻是準確地報告情況，那便罷了；他要是想做什麼手腳來妨礙赫爾利，那麼，大使就叫他倒黴。
於是，謝偉思又一次到了延安。和他同住一個宿舍的美國觀察員看到毛澤東親自來到他們的住處，和謝偉思聊天，感到十分吃驚。
一到延安，謝偉思發現，共產黨人對蔣介石的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硬了。原因是他們對蔣介石一周前發表的有關共產黨人的“頑固”講話不滿。謝偉思向重慶彙報說：“共產黨人認為，委員長3月1日的講話實質上是一種宣戰。”
3月13日，毛澤東邀謝偉思又作了一次長談。毛澤東表示，美國政府的一貫舉棋不定、出爾反爾，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仍然希望麵對麵地同羅斯福討論所有這一切。
毛澤東不曾料到，當時是羅斯福在世的最後一個月了。
赫爾利斷定，謝偉思去延安的目的，是把美國軍隊在中國登陸的有關秘密計劃交給共產黨。返回華盛頓的赫爾利大動肝火，氣急敗壞，盡管文森特（即範宣德）再三勸解，赫爾利還是命令謝偉思立即離開延安返回美國。
4月1日，他最後一次會見了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毛澤東鄭重表示：共產黨對美國的政策，是尋求美國對中國的民主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麵的合作。但是，不管美國采取什麼政策，不管中共能否從美國那裏得到一支槍、一粒子彈，中共都將繼續願意以能做到的方式進行合作。“凡是我們能做到的，諸如情報、氣象報告或營救空軍人員，中共都看做是自己的義務和職責，因為它有助於盟軍的作戰，能加速日本的戰敗。要是美軍在中共管轄區內登陸或開進中共管轄區，你們會看到，那裏的軍隊和人民已徹底組織起來，並渴望同敵人決一死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