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後，謝偉思離開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步出窯洞，戀戀相送，遠遠招手。
4月12日，即羅斯福逝世的那天，他回到了華盛頓。6月的一天，他突然被聯邦調查局以“國際共產黨間諜罪”逮捕，該局的特工人員搜查了他在國務院的辦公室，沒收了他的全部文件。特工們認為，他手頭保存著許多有關中國共產黨人的材料，這本身就說明他居心叵測。這6名所謂共產黨間諜的被捕，一時間使得右翼報紙甚囂塵上。他們說那些“被盜的文件”使美國轉向親毛反蔣，而偷竊文件的主角就是謝偉思，也就是“國務院派往駐華使館的主要顧問”等等。
在重慶，國民黨報紙對謝偉思的被捕拍手稱快。
但在延安，反應就截然相反。毛澤東和周恩來沒想到謝偉思的被召回會導致這樣的結局。6月25日，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一篇社論，人們普遍認為是毛澤東親自撰寫的。文中把謝偉思的被捕稱為美中關係的分水嶺。社論中第一次出現了“赫爾利之流”這種憤怒的叫法。毛澤東的一位主要傳記作者後來說：“通篇社論的調子都是尖刻的，幾乎是咄咄逼人。它在結尾部分發出了這樣的警告：如果美國當局居然支持中國反動派，中國人民是會給他們以應有的教訓的。”
謝偉思是在8月10日被大陪審團宣布無罪的，這次不像他被捕時那樣轟動，因為恰好美國這時在長崎扔了原子彈。8月14日，他被召去參加駐外人員委員會的會議。第二天，該委員會發給了他健康證書，恢複了他的工作。國務院表示，他將被派到歐洲去擔任職務。但後來考慮到，中國的國民黨人會把這種安排解釋成：他們所不歡迎的人將被趕出亞洲。因此，在9月日本投降不久，謝偉思被派到了東京外事處。
以後，中國大陸解放，謝偉思和其他幾個“中國通”被美國忠誠委員會指控為“不忠誠”，被扣上了“丟失中國”的罪名，紛紛被解職，審查。
再以後，1971年，當中美兩國緊閉的大門尚待啟開的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通過北京的一位美國客人發出邀請，歡迎四位在美國影響很大的中國問題專家謝偉思、費正清、文森特和拉鐵摩爾到北京訪問。隨即發出的請柬寫明：謝偉思夫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同時去訪問的其他訪問者一樣，將是中國人民對外友協的客人。
謝偉思通過《紐約時報》接到轉來的邀請，馬上寫信給周恩來和他在延安時代的老朋友、當時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黃華。不到兩星期，謝偉思就得到通知，說他可以在渥太華領到簽證。
謝偉思於1971年9月26日抵達北京，在中國待了六個半星期。
他最大的願望是想再見一次周恩來。他通過中國人民友協轉達了這一願望。剛到中國時，他曾在一次盛大的宴會上匆匆地見了周總理一麵，但是沒有機會交談。他和妻子在中國各地旅行的時候，再也沒有得到周恩來的回話。他知道總理很忙，埃塞俄比亞的塞拉西皇帝正在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不久，神秘的基辛格到了北京。他征詢謝偉思的看法，又怕房間裏安了竊聽器，在拘拘謹謹的簡短交談中，基辛格不時打量著房間的各個角落，像在偵探什麼似的。基辛格也不知周恩來是否會召見……
在謝偉思結束中國訪問的前一天，他突然接到要與周恩來見麵的通知，他毫無思想準備，熱淚盈眶。
在開始時，周恩來關切地提到謝偉思所經曆的艱難時刻，又問起他們的那些共同的朋友：包瑞德、戴維斯、埃默森、文森特，等等，並且說，如果他們到中國來，當然也一樣受歡迎。
接著，周恩來開始了有關世界大事的三小時的談話，從戴高樂處理阿爾及利亞問題，到世人關注的台灣地位……
往事曆曆在目，謝偉思極為感慨。因為時間老人的步履已經跨過了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