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會、立憲、民主、自由、政黨政治，這些曾經是中國人最美妙的玫瑰夢，在晚清十年新政中，開國會，立憲法，是一個最主要的訴求。從市井的販夫走卒、漁樵耕讀，到紫禁城裏的皇帝、皇太後，無論讚成也罷，反對也罷，都把立憲終日掛在嘴邊。立憲主義者聲稱“速開國會，可以革除一切貧弱之源”，仿佛一朝立憲，立即可以起死人而肉白骨。
朝野對國會與立憲開展了大討論。人們的認識也隨之層層遞進，經曆了幾次大的轉變，從最初反對的聲音甚囂塵上，慢慢變成支持的聲音占據上風；最初把立憲當成化解革命的止痛藥，以為立憲了，革命黨就沒有造反的理由了；到後來革命已經四麵起火了，朝廷又把立憲當成保君權的靈符，企圖用憲法把搖搖欲墜的皇冠永久固定下來，一時間“君主立憲”高唱入雲，聽得人們耳朵起繭；再到後來，革命黨也造反了，君權也倒了，人們又以為國會與立憲是保證政府有效率運作的工具，爭論的焦點變成了是選擇內閣製還是總統製，是行政權大還是立法權大。真正認識到立憲是為製約權力、建立法治、保護人權，那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了，但盡管如此，潮流的大方向，卻是沒人可以扭轉的。
在經緯萬端的晚清政治中，立憲是一個樞紐。1910年清廷公布的立憲時間表：1912年宣布憲法，頒布議院法，1913年開設議院。人們質疑：為什麼不能馬上開國會？為什麼不能馬上立憲？朝廷的理由無非是人民缺乏政治訓練，程度不足，準備不夠充分。於是，人們便認為朝廷是故意拖延時間。
朝廷不讓民眾拿起選票，民眾就拿起槍炮了。結果，在清廷定下宣布憲法的前一年，辛亥革命爆發，大清亡，民國興。
中華民國號稱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其政製的樞紐，在於國會。因為國會是製憲機關，政黨在國會內從事政治活動，內閣向國會負責，大總統由國會選舉產生。國會健，國家健；國會病，國家病。這是一段何等風光的歲月，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政黨、社團誕生，每天都有新的報紙麵世，言論開放，處士橫議，獻可替否，群策群力。議員候選人到處演說政綱，爭取選票；選民扶老攜幼，排隊投票，選舉議員。這種激動人心的場麵，竟出現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一切都像在初升太陽的照耀下，萬象更新，生機勃勃。在宋教仁、梁啟超等黨派領袖的共同努力下，代議政製在中國的成功實現，仿佛隻差最後一厘米距離。這足以證明所謂民眾程度不足的說法，完全是瞎說。
國會從1913年開始製憲，這在中國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工作。議員們不負眾望，在短短幾個月內，便交出了一部《天壇憲法草案》。可惜生不逢時，因宋教仁遇刺案發生，二次革命起，黨獄大興，國會議員停止職務之令下，製憲大業，遂成畫餅。代議政製遭到致命一擊，凶手不是“程度不足”的選民，而是政治舞台上的流氓騙子、官僚政客。
直到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國會恢複，重啟製憲，但因部分條文內容各黨派爭持不下，擾攘經年，在督軍團的粗暴幹涉下，國會再度解散。而孫文則在廣東發起護法戰爭，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其後國會時開時閉，忽而廣東，忽而上海，忽而四川，忽而雲南，顛沛流離，有時一個國會也沒有，有時多至三個國會，其合法性早已蕩然無存。而國會也淪為行政的附庸，其功能變成單一的製憲機關，除了議憲，幾乎別無所務。
從1913年一直到1924年，十年有餘，國會勉強製出一部憲法。這部憲法經過這麼多年的深耕細耨，就內容而言，可以說是最接近完美的了。但可惜，又是上錯天堂投錯胎，出自一批收了曹餛支票的“賄選議員”之手，結果和晚清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一樣，紙墨未幹，又被推翻。國會也做了曹錕的殉葬品，“吾與汝偕亡”了。
民國初年這段國會製憲史，真是艱難曲折，每走一步，都有血有淚。其中尤其值得大書一筆的，是20世紀20年代，在南北分裂、國會破碎、立憲無期的悲觀空氣籠罩下，國內一股“聯省自治”的風潮，平地而起。有識之士認為，與其國家四分五裂，征戰不息，不如各省先行自治，再實行聯省自治，可以不必通過武力而最終實現全國統一。北美十三州經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進而建立“聯邦”的曆史範例，為久經戰禍、渴望和平統一的國人提供了一個新的選項。因此，聯省自治的主張一經提出，風靡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