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省議會以黃錫銓為正議長，以宋以梅、盧信為副議長，於12月18日正式開會。在140名代議士中，包括莊漢翹、黎金庭、李佩蘭等10名女議員，都是產生於女子師範。這不僅在中國，在亞洲也是開先河的創舉。
1911年12月20日，孫文乘坐“丹佛”號輪船，抵達香港。胡漢民歡天喜地，到香港迎接他。一個月的實踐證明，出生於幕僚家庭的胡漢民，隻適合做幕僚，不是合格的行政長官。他也有自知之明，寧願追隨孫文去南京，不肯再跳回廣州這個“火坑”。孫文也正急需助手，於是欣然同意，甚至沒問他是否需要向省議會履行辭職手續，便帶著他一起去南京了。
胡漢民如釋重負，寫信給陳炯明，要他代理都督一職。這件事再次表明，胡漢民其實完全不理解民主政治的運作原理，不知道這議會到底有什麼用。12月23日，臨時省議會三名正副議長聯名致函陳炯明，批評胡漢民輕棄職守，不辭而去，視廣東如敝屣，令全體議士“不勝疑駭”，請求陳炯明接任正都督一職。陳炯明答複，接任有兩個條件：一是代理；二是代理至1912年3月4日止，即與臨時省議會同時結束。
孫文在香港時，曾屬意汪精衛為都督繼任人選。陳炯明向臨時省議會推薦汪精衛，得到臨時省議會的同意，陳炯明也親自致電汪精衛催駕。不料汪精衛卻一口回絕。他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表示過這輩子都不願做官。
孫文又提議同盟會員朱執信、馮自由、鄧澤如幾個人為候選都督。臨時省議會出於對孫文的尊重，一律照單全收，不料這幾個人都不肯接任，朱執信竟然提議請廣州大塘鄉綠林好漢李福林當都督。
這是欺人太甚了，廣東的紳商不禁火冒三丈，都督是要為民眾服務的，不是什麼饋贈品，你推我讓，省議會形同虛設，這是對憲政與自治的最大羞辱。
別的地方，都督之位人人垂涎，唯獨在廣東，個個作邈然高蹈狀。臨時省議會於是強硬表示，如果汪精衛不來廣東，應即另行選舉。“選舉乃地方人民之權，若中央政府派人，應由憲法上規定。今憲法尚未成立，若派人來，絕不公認”。1月16日，南京臨時政府已經成立，廣東總商會致電孫文，請其下令代理廣東都督陳炯明繼續留任，“因為汪精衛再次謝絕來穗，且陳炯明處理政府事務令人滿意”。
辛亥革命爆發後，意識形態的權力開始轉變成權力的意識形態時，憲政與革命，便產生嚴重的分歧了。這兩大軸心的互動，成了1926年國民革命以前，推動政治遊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共和元年
1911年11月10日，江蘇立憲派領袖、大實業家張謇在日記中感歎：“計自八月十九日（注：農曆）至今三十二日，獨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7江蘇是11月3日爆發革命的，上海先起，蘇州繼之，蔓延全省。革命後馬上成立江蘇省議會，張謇任議長。依《江蘇臨時議會章程》規定，議員由原江蘇谘議局議員組成，議會的權限，凡中華民國憲法或法律或本省根本法規定屬於議會權限內之事件，統由省議會議決。
但這時既沒有國家憲法，也沒有省根本法（省憲法），沒有誰有權規定省議會的權限，省議會便自我授權，承擔起立法的責任了。形勢發展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未來到底采用什麼國體？是民主共和，還是君主立憲？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還是日本式的君主立憲？是單一國體，還是聯邦製？其政體是總統製，還是內閣製？由誰來組織政府？對這些重大問題，人們似乎還無暇細想。
張謇，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生於1853年，1894年考中狀元。1896年，張謇在南通創辦大生紗廠，其後又創辦通海墾牧公司、大達輪船公司、複新麵粉公司和資生鐵冶公司等實業。1909年被推為江蘇谘議局議長，是1910年的國會請願活動的重要推手之一。武昌起義時，他是統一黨的理事，這個黨的前身是從同盟會分裂出來的光複會，以章太炎、張謇、程德全、湯化龍、熊希齡等人為領袖。中國傳統的政治人物，大都產生於廟堂與學堂，士大夫要麼做官，要麼做學術，像張謇這種進出於廟堂與工商界的政治人物，甚為鮮見。
袁世凱指揮北洋軍南伐。出征前，北京的王公貴族對袁世凱說：“從前洪、楊革命，十三省都淪陷，而胡林翼、曾國藩都能討平，現在南方革命黨，並無多大實力，黎元洪、程德全（江蘇都督）都是政府官吏，公然叛逆，若不討伐，成何體統？”袁世凱回答：“你要我討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辦得到。你要我討伐張謇、湯壽潛（浙江谘議局議長）、湯化龍、譚延闓等，我是辦不到的。他們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8
袁世凱點名的這四位士紳，都是原谘議局的議長。由此可見，革命黨除非與袁世凱決一死戰，拚個你死我活，如果要和平談判，立憲派是繞不開的。
12月1日，宋教仁和留在上海的林長民、居正、吳景濂聯名通電，呼籲盡快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第二天江浙民軍攻克南京，這個消息令士氣低落的武漢軍民精神為之一振，仿佛一陣清風吹開了漫天陰霾，宋教仁亦深受鼓舞，加快了推動成立中央政府的步伐。各省代表聯合會隨即議決以南京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所在地，並把會場從北洋炮口下的武昌遷往南京。
12月5日，已有14省代表齊集南京，達成了四項共識：一是推翻清政府，二是主張共和政體，三是禮遇舊皇室，四是以人道主義待滿人。這是南方提出的南北議和綱領，如果袁世凱不同意共和，則全盤免談。次日，大清攝政王載灃退位。12月18日，南北和談正式開議。唐紹儀為北方議和代表，伍廷芳為南方議和代表。
這時的社會輿論，對清廷的落幕，已無懸念，而共和製亦成大勢所趨，人們關心總統問題，遠超於國會問題；對誰當總統的興趣，也遠大於總統如何產生。各種流言四散傳播，有說袁世凱當總統的，有說孫文當總統的，有說黃興當總統的。黎元洪聲稱：“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於公（袁世凱），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9不過，章太炎卻揚言：臨時政府根本不應設總統，稱大元帥可矣。眾說紛紜，各有讚成者，也有反對者。
留滬代表在宋教仁的遊說下，黃興以16票當選為大元帥，黎元洪以15票當選為副元帥。結果公布，蘇、浙兩省軍人不服，異口同聲說不願受敗軍之將的節製，除非讓黎元洪當大元帥。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軍人幹預“議員”投票，這是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而代表聯合會最後屈從於軍人的壓力，重新“公決”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暫代大元帥職。
黃興剛從武昌敗下陣來，臉上無光，不欲卷入總統之爭，對大元帥一職，讓三讓再，堅辭不就，副元帥亦不就，代大元帥亦不就，無論什麼名堂，一概不就。他修書給汪精衛，托他通過大清的朝臣，轉告袁世凱，承諾隻要袁世凱反正，“便請項城（袁世凱）充中華民國大統領，組織完全政府。此非興一人之言，全國人心皆有此意”10。
這句話千鈞之重。因為黃興不僅代表“一人之言”，而且代表“全國人心”，是一個莊嚴的承諾。但若深究一層，這個“全國人心”，並無任何依據純屬語氣助詞，正如黎元洪口裏的四百兆人皈心袁世凱一樣，都是未經授權，擅為全國民眾代言。
當時隻有宋教仁的頭腦還算清醒，他對北方代表說：“大統領由人民輿望所歸，公選而後定之，我輩難豫為定明。”11這是最誠實的說法了。事實上，別說黃興、黎元洪代表不了全國人心，就連各省代表聯合會，也隻能代表授權給他們的都督府，代表不了全國民眾。
袁世凱、黎元洪、孫文、黃興，甚至宣統皇帝、隆裕太後，都有自己的擁護者和反對者，主張民主共和固然是“大勢所趨”，但主張虛君共和亦不乏其人。他們各有算盤，擁戴誰並不一定基於政見相同，更多是現實的利弊考量。翻開當年的報紙，反對袁世凱的輿論也是聲浪滔滔。
在黃興寫信當天，原江蘇巡撫、後江蘇都督程德全，通電擁孫文為總統，被章太炎斥為“兒童之見”，但章的理由，亦不足以服眾，他說孫文“長於議論，是元老之才，不應屈以任職事”。其實，章、孫之間在海外互相攻擊，積怨很深，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實。流亡海外的孫文在法國公開表示：“總統自當選黎君（元洪），聞黎有擁袁（世凱）之說，合宜亦善。總之，隨意推定，但求早日鞏固國基。”12他表示自己願意當內閣總理，並已起草了一份憲法文本，屆時可以呈交國會。
這是很有趣的現象，革命黨人忙著推舉袁世凱，而清廷封疆大吏出身的程德全卻為革命黨魁張目。縱觀四海，眾說紛紜，全國人心根本沒有一致過。
孫文起程回國時，沒想到自己會成為總統，從各方麵來的消息都表明，總統不是袁世凱就是黎元洪。對於未來中國究竟應該采取何種政體，他似乎也沒有清晰的定見。在倫敦時，他對英國友人表示：“今之中國似有分割與多數共和國之象，餘甚希望國民速建設一善良之中央政府。”13聽起來頗有以中央集權對抗地方分權之意，但他在回國前夕又對《巴黎日報》表示，中國“於政治上萬不宜於中央集權，倘用北美聯邦製度實最相宜”14
對此，革命黨確實沒拿定主意，究竟是中央集權，還是地方分權，要看中央誰掌權。如果革命黨掌權，就實行中央集權；如果是袁世凱掌權，就實行聯邦製地方分權。孫文後來對胡漢民說，讓袁世凱當總統，是利用他推翻清室，將來如果袁世凱還想作惡，“其基礎而遠不如（清朝），覆之自易”15。可見其腹中早有“覆之”的準備。
各省代表聯合會當初從上海遷往武昌，又從武昌遷往上海，再從上海遷往南京，數月之間，輾轉流離，大半時間都在車船之上。孫文抵達檳榔嶼之日，各省代表風塵仆仆，齊集六朝古都南京，在勸業場開大會，議決12月16日舉行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如果這時選舉，袁世凱無疑會順利當選，詎料，黎元洪忽然從武昌來電，以和議未決，反對在這時選舉大總統。首義都督一言九鼎，各省代表會議立刻止步。
然而，就因為延緩了幾天，結局便出現了戲劇性的大翻盤。
12月25日，孫文乘坐的輪船抵達上海。上海都督陳其美和黃興、汪精衛等在上海的同盟會同誌，還有一大批支持孫文革命的日本人，都冒著小雨到江岸迎接。陳其美還派出“建威”號兵艦到吳淞口恭迎孫文，場麵熱鬧，轟動全城。當時許多報紙都說孫文從國外帶回了巨款，盡管孫文一上岸就聲明：“我不名一文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但人們的目光，還是緊盯著他的皮夾袋。
當時在上海與武昌之間，就大元帥問題僵持不下，斡旋者紛紛奔走於長江中下遊之間，像走馬燈一樣。孫文回國，為打破僵局提供了第三種選擇。隨著獨立省份愈來愈多，同盟會的聲勢亦漸大張，各省都督的歡迎電、擁戴電，雪片般飛來。黨人連篇累牘發表文章，為孫文大造輿論。黃興、汪精衛原來主張推舉袁世凱，現在都轉了口風，為孫文奔走呼告了。
武昌起義至動身歸國這段時間，孫文大部分時間與精力傾注在籌款上麵，對外並沒有提及自己要組織政府，直到經過香港時，才婉轉表示：“現在各國政府士大夫均望文速歸，組織中央政府。”16亦僅以各國政府的期望為辭。孫文在上海接受英文報紙《大陸報》采訪時，有一段很淡定的對話：
主筆：君是否中華民主國大總統之候補者？
孫：我不能言。
主筆：郝門李君告我，君由十四省代表請至中國作大總統，其說然否？
孫：既李君如是相告，我不讚一辭。17
12月26日，各省代表會議決定三天後舉行總統選舉，但有一個重要的附帶條件：一俟南北和議成立，則由當選者電告袁世凱，以總統位相讓。
各省代表會議的爭議焦點是大元帥問題，究竟是給黎元洪，還是黃興，對於總統問題，眾望所歸，都同意給袁世凱，並不存在分歧。12月27日，各省代表會派人到上海迎接孫文，臨時參議院議員王有蘭（後來成為眾議員）是迎接代表之一，據他回憶，各省代表是打算推舉孫文為大元帥，但孫文自己提出要當總統，而且不要“臨時”二字。王有蘭追述雙方在靜安寺路斜橋總會見麵對話的經過：
同人謂：代表團擬舉先生為臨時大元帥，先生之意如何？
先生答：要選舉，就選舉大總統，不必選舉大元帥，因為大元帥的名稱，在外國並非國家之元首。
同人謂：在代表會所議決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本規定選舉臨時大總統，但袁世凱的代表唐紹儀，到漢口試探議和時，曾表示如南方能舉袁為大總統，則袁亦可讚成共和。因此代表會又議決此職暫時留以有待。
先生答：那不要緊，隻要袁真能擁護共和，我就讓給他。不過，總統就是總統，臨時字樣，可以不要。18
總統何以要有“臨時”二字？是因為這個總統不是根據憲法選出來的，所以要等憲法製定後，再選正式總統。不過，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憲法竟十年都製定不出來。
孫文對國內的情形，已了然於胸，在從容的表麵之下，正緊鑼密鼓地為執掌政權做安排。在孫文與迎接代表見麵的前一晚，同盟會主要幹部黃興、陳其美、胡漢民、宋教仁、張靜江、馬君武、居正等在孫的寓所開會，大家已一致同意推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但在討論未來國家的政製問題時，爆發了一場關於內閣製與總統製的爭論。爭論的一方是主張總統製的孫文，另一方是主張內閣製的宋教仁。
宋教仁在日本時，有人給他算過命，說他可做三十年太平宰輔。章太炎對宋教仁寄予厚望，他曾表示如果實行責任內閣製，宋教仁是合適的總理人選；如果實行總統製，以功則黃興，以才則宋教仁，以德則汪精衛。章太炎口無遮攔，他愈捧宋教仁，宋教仁愈招人嫉恨，處境愈艱難。
孫文對盤踞在北方的舊勢力，持有高度的警覺，他提醒同誌，革命尚未成功，革命黨名義斷不可取消，不僅不能取消，而且要擴大隊伍。在12月26日晚的討論政製會議上，關起門來，清一色都是同盟會成員，沒有其他黨派人士。政府的組建問題，儼然成為同盟會的黨內問題了。
在會上，宋教仁主張未來的政府仿法國責任內閣製，孫文不以為然，他主張仿美國總統製，加強總統的權力。他說：“內閣製乃平時不使元首當政治之衝，故以總理對國會負責，斷非此非常時代所宜。吾人不能對於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複設防製之法度。我亦不肯徇諸人之意見，自居於神聖贅疣，以誤革命之大計。”19
革命領袖時作驚人之語，預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將一波三折。
在討論內閣成員名單時，孫文明確表態，反對設總理。在袁、黎總統呼聲很高時，孫文曾表示願意當內閣總理，何以忽然會改變主張呢？宋教仁非常吃驚，他沒想到他的政治藍圖遇到的最大阻力，竟來自黨內。
宋教仁與胡漢民等人激辯，爭得麵紅耳赤。但與會黨人幾乎一麵倒支持孫文，胡漢民更提出極具殺傷力的質疑：宋教仁主張內閣製，是不是自己想做內閣總理？是不是想挾黃興自重？是不是與立憲派勾勾搭搭？是不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他後來還把這惡意的揣測，寫進自傳裏：“鈍初（宋教仁）居日本，頗習政黨縱橫之術，內挾克強為重，外亦與趙（鳳昌）、張（謇）、湯化龍、熊希齡（以上四人皆立憲派領袖）相結納，立憲派人因藉之以進，宋之聲譽乃驟起。”20
這是一個奇怪的邏輯，難道立憲派不是中華民國的公民嗎？為什麼革命黨人不能與之相結納呢？宋教仁受到同誌非議，百口莫辯，一旦扯動機，就算滿身是嘴也扯不清了，以中國傳統文人的清高性格，遇上這類讒譏，避之唯恐不及，現在就算全票通過宋教仁當總理，他也不敢履任。
經過討論，孫文稍作讓步，由黃興當總理，宋教仁擔任法製局局長。但黃興的長處不在行政管理，讓他當總理，無異於驥服鹽車；而宋教仁乃東箭南金，卻隻畀以區區局長，也是奇寶橫棄於道側，兩人都是放錯了位置。宋教仁本人卻不以為意，他的夢想，是要建立責任內閣製，既然不成，總長不總長，已無關宏旨，不做也罷。
12月27日，黃興、宋教仁從上海到了南京。當晚，17省代表濟濟一堂，在原江蘇省谘議局開會，討論國是，通過了三個提案：一是改用公曆，二是改用中華民國紀年，三是政府組織采用總統製。宋教仁作最後努力，推銷他的內閣製，並提議修改政府組織大綱，加上設立內閣總理一條，他費盡口舌，作了兩小時的演講，希望說服大家。惜乎舌燦蓮花，亦不能挽回攻山之浪，設立總理之議，最終被代表們以違反政府組織大綱，予以否決。
12月28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丁家橋江蘇谘議局舉行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選舉會。第一天的投票，是選舉候選人。第二天正式選舉，開票得3人：孫文、黃興、黎元洪。17省代表到會45人。公推浙江代表湯爾和為主席，王寵惠為副主席，袁希洛為書記，劉之潔為監選員。每省可投一票，以得票超過三分之二者當選。
代表人數雖然不多，但場麵十分活躍、熱鬧。當秘書處發選票時，譚人鳳掀髯大呼：“湖南代表的票給我！”他不喜歡孫文，把票投給了自己的老鄉黃興。有人鼓掌，有人大笑，這邊高談闊論，那邊手舞足蹈，個個性情畢現，45人就有45種表情。這是一個讓人熱血沸騰的曆史場景。開票結果：孫文得16票，黃興得1票。孫文順利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任大總統。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資格投票的各省代表中，不乏立憲派分子，他們把票都投給了革命者，黎元洪反而一票未得。不僅如此，在孫文提出的政府各部總長名單中，竟沒有一個湖北人，讓首義之地情何以堪！
於是，在孫文就職前一天，黃興匆匆從上海到南京補漏，向代表聯合會提出對政府組織大綱的修改建議，包括增設副總統、大總統有定官製官規之權、政府組織由五部改為九部等。各省代表聯合會在1912年1月3日補選黎元洪為副總統，總算為湖北挽回了一點麵子。
盡管在辛亥革命中，立憲派與舊官僚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沒有他們的支持，根本不可能推翻大清王朝，但革命黨人對他們的惡感，絲毫未改，仍把他們視為“附義”之徒、投機分子，不打算與他們分享權力。孫文提出的政府各部總長名單，全部是革命黨人，黨外人士不得其門而入。
這份名單被代表聯合會否決後，孫文雖不情願，但也同意改為陸軍、外交、教育三部總長由同盟會人執掌（次長亦為同盟會員），其餘海軍、財政、司法、內務、實業、交通各部，則由立憲派或舊官僚擔任正職，同盟會員任副職，但同盟會又定下“總長取名，次長取實”的方針，由次長架空總長，掌握實權。
為了應對複雜的局麵，同盟會希望由自己人組成革命政府，布政施法，如臂使指，其心可以曲諒。但既然標示“天下為公”的崇高理想，那麼唯有與社會各階層、各黨派握手言和，同舟共濟，才是保持社會穩定、合法執政、順利施政的最有效方法。“天下為公”，舍此無從體現。
1912年1月1日，孫文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向全國莊嚴宣告：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正式誕生了，易服色、更製度、改正朔，天下大定。中國的一條腿已經邁進了民主共和的門檻——雖然還沒有國會，沒有憲法，沒有民選政府，但人們相信，都會有的！這個古老民族的新生與崛興，在地球上已經沒有什麼可以阻擋她了。
因為要趕在1月1日改元使用新曆，孫文的就職典禮十分簡單，甚至有點草率，不過，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的使命，畢竟九轉功成。接下來，該走第二步，成立參議院了。其時因各地的參議員未及趕到南京，遂由代表聯合會暫代參議院職權，趙士北、馬君武擔任正副議長，發表通電：
現臨時政府依次成立，代表責任已畢，立須組織參議院。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參議院由每省都督府派遣參議員三人組織之。即請從速派遣參議員三人，付與正式委任狀，克日來寧。參議員未至以前，每省暫留代表一人以至三人駐寧，代理其職權。再：參議員須擇精通法政及富經驗者，特此奉聞。21
議員們出場
在參議院正式成立之前，各省代表聯合會改稱代理參議院，行使參議院的職權。1月下旬，各省的參議員陸續抵達南京，人數已經過半，參議院大會可以舉行了。那時人人精神飽滿，個個神采飛揚。一種改天換地的豪情，在每個人的內心像海濤一樣翻滾。馬君武後來回憶這段激情歲月時說：
憶起二十一年前的我，正是三十年華，英氣蓬勃，代表廣西到炮火下的武昌，起草政府組織大綱。又回到南京出席，開多少會說多少話，別人欠理的提案，一語打消。開了會，又到上海歡迎孫先生就臨時總統職。連夜趕回南京，一路叫著“中華民國萬歲”，喊得聲音都破。但是那時精神很好，一切應付裕如，簡直不算什麼一回事。22
在這期間，發生了一段小插曲，給這片陽光大地投下了第一道陰影。福建代表林長民剛到南京，便險遭暗殺。刺客不是作為革命對象的清廷餘孽，而是革命者自己。中部同盟會湖北分會負責人居正承認，刺客“乃係福建同誌，以林（長民）素反對革命，今來投機，恐與吾黨以不利，故欲除之”23。這種邏輯不僅奇怪，而且可怕。隻是擔心不利於本黨，便要從肉體上加以消滅，革命者的精神，還生活在專諸、荊軻的年代。好在刺客槍法欠佳，林長民才有驚無險，躲過一劫。
各省代表大部分是都督委任的，當時民間的參政訴求，已如驚蟄之雷，從天際滾滾而來，急驟而迫切。參議院議員的代表性，備受質疑。江蘇國民協會在1月21日上書孫文，要求在正式國會成立之前，成立民選的立法機關“國民參事院”，參與製定國家的財政政策和法律。
孫文不以為然，以軍事為理由拒絕：“唯臨時政府之職務，首在軍事上之進行。方今虜氛未靖，戰禍方延，執行政務，首貴敏速。今若組織民選議事機關，必先定選舉製度及組織選舉機關。而各地秩序未複，計即自今開辦，至速非數月之久不能成立，揆之時勢，似嫌太緩。參議院由各省都督派員組織，本一時權宜辦法，而在此過渡時代，則力取簡易，不遑他計也。”24他說得不無道理，要建立代表全國民意的立法機關，至少要等全國統一於共和國體之下，真正由民選產生，現在談為時尚早。
在參議院成立前夕，有議員提議：未獨立省份的參議員，沒有表決權。這是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定下的原則，當時局麵紛亂，來不及細想，草草通過，而現在已進入利益分配階段，便誰也不肯讓寸分了。
還沒獨立的省份，有直隸、山東、河南、甘肅和東三省。東北代表是奉天谘議局議長吳景濂，直隸代表是谘議局議員穀鍾秀，河南也有兩個代表。既然這些省份沒獨立，那麼他們代表誰呢？是代表全省，還是隻代表谘議局裏部分想革命的議員？大家為了這個表決權，吵得沸反盈天，穀鍾秀、吳景濂憤然提出辭職，以示抗議。最後決定，所有代表一律平等，都有表決權。
1912年1月28日，臘八節剛過，離立春還有8天。上午11時，參議院在南京勸業場開幕。上午10時，孫文率政府各部總長、次長，頂著寒風，踏著殘雪，蒞臨參議院。大會開始，先由大總統令秘書長宣讀開會詞：“破壞之難，各省誌士先之矣；建設之難，則自今日以往，諸君子與文所黽勉仔肩而弗敢推謝者也。矧為北虜未滅，戰雲方急，立法事業，在在與戎機相待為用。破壞、建設之兩難，畢萃於茲，諸君勉哉！”
然後，教育總長蔡元培、陸軍次長蔣作賓、陸軍部參謀紐永鍵、財政次長王鴻猷、內務次長居正、陸軍總長黃興、實業次長馬君武，依次登台演講。黃興的演講，大談軍事非有財力不可，財力既無稅可收，則非借外債不可。
民國時代，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在這一刻，已定下基調。根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參議院的序列，排在臨時大總統之後，行政各部之前。更何況今天不是內閣告成的會，不是閣員向議院報告政綱的時間，而是參議院成立大會，閣員隻是觀禮嘉賓，但現在站在台上諄諄告誡、滔滔演講的，都是政府各部門首長，議員們坐在台下，恭敬聆訓。主客顛倒，東西易麵。
另一個洵足玩味之處是，上台演講的官員，都是清一色的同盟會會員，總長是同盟會的，總長上台；總長不是同盟會的，次長上台。沒讀過“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眾處罰”誓詞的官員，連演講的機會也沒有。
但對於議員們來說，無論如何，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時刻。如果說，在此之前，鄂、滬、蘇各省的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仍然隻冠以“代表”的名義，那麼，今天第一代的“議員”正式亮相了。
議員們的名字出現在當年的報紙上時，就像夏夜天空的明星，那麼璀燦，那麼萬眾矚目，滿城爭說。然而，經過漫長歲月的消磨，如今大部分都已被人淡忘了，文獻上的姓名，淪為無血無肉的字符，連曆史學家也未必說得出他們的身世。
由於各省的情況不斷變化，議員的數目，因有人離職，有人不到任，或有人逝世，時時變化。1月28日出席臨時參議院成立大會的議員，計來自14省共30人。1月29日，參議院正式開議，出席議員隻有26人。林森當選為正議長，陳陶遺為副議長。
林森，生於1868年，福建閩侯人，字子超，號長仁。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7年先後入美國密歇根大學、耶魯大學文科研究院學習。九江起義時，他擔任九江軍政府民政長。在革命黨中，林森不是那種鋒芒畢露的魅力型人物，他的性格，既有中國傳統的圓通特點，也有在美國大學培養出來的簡潔作風，給人的印象，通常是沉穩持重、澹泊自守。
陳陶遺，原名公瑤，上海人，秀才出身，也是同盟會會員。很多人把他的名字寫成“陶怡”，其實不對。陶遺這名字是章太炎起的，意思是“陶唐氏之遺民”。1906年，陳陶遺在日本辦《民報》和《醒獅》周刊，並擔任暗殺部副部長，曾參與暗殺兩江總督端方，事泄被關了一年大牢。出獄後，寫下了“死別未成終有死，生還而後始無生”的詩句。武昌起義後，同盟會會員、幫會大佬陳其美在上海起事響應，陳陶遺攜帶一筆款項，從南洋趕回來支援，解決了革命黨的燃眉之急。
參議院正副議長都由同盟會會員執掌，議員中也有眾多革命黨人。孫文對此，不勝欣然，政府的各項政策，必可輕舟強渡、過關斬將。府院攜手，互相支持，行政主導，使臂使指，政治的前路，似乎已暢通無阻了。
借款風波
參議院除星期天休息和特別開議外，一般每天會議兩小時。在討論《關於大清皇帝優待之條件》和《關於清帝遜位後優待之條件》兩個議案時，沒有太多的爭議，順利通過。大清皇帝尊號可保留不廢，以待外國君主之禮相待；歲用不少於4000萬兩白銀，由中華民國政府付給；遜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住頤和園；其宗廟陵寢永遠祭祀，如此等等。議案送達北京，袁世凱亦無甚異議。2月12日，宣統皇帝宣布退位，兩千多年的皇權專製國體，至此落下帷幕。
參議院內，第一場有示範意義的攻防戰，發生在參議院與南京臨時政府之間。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名義上是中央政府，實際上隻是個象征性的標誌，各省的稅負收不上來，而支出則與日俱增。無論打仗、和談，都是天天燒錢的事。1月26日和29日，日坐愁城的黃興，以軍餉無著為由，未經參議院討論，先後同意漢冶萍公司與日本三井、正金財團簽訂了兩份草約，改漢冶萍公司為中日合辦。公司股本，中日各半，日方除前已借給漢冶萍公司的1000萬日元外，尚須再交付500萬元，以私人名義轉借給臨時政府。合同草簽後，日方先交付200萬元，待合同正式簽訂後，再全部交清。這一交易，連財政總長陳錦濤（非同盟會員）也被蒙在鼓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