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心情似春風微拂，對未來充滿期待，準備把政見書親自送到北京。3月20日，鄒魯先行到南京打點一切，準備迎接宋教仁。時值春分，陽在正東，陰在正西，正是春暖花開、鶯飛草長的季節。宋教仁和部分國會議員搭乘滬寧線夜車赴南京，轉津浦線北上。晚上10時，黃興、陳其美等人在車站送行，熙熙攘攘、互道珍重之際，突然從人群中傳出一聲槍響，眾人還沒回過神來，隻見宋教仁捂著腰部倒下，口中叫道：“有人刺我！”血從指縫汩汩而出。
凶手趁著混亂，一溜煙逃去無蹤。同行諸友急忙把宋教仁送到靶子路滬寧鐵路醫院搶救。街道上一片黑暗。
鄒魯淩晨在南京浦口車站，準備接宋教仁的車，但他等到的是宋教仁遇刺的消息。鄒魯形容那一瞬間的感受：“這像一個晴天霹靂，使我神昏者久之。”他在極度憂鬱之中，首先想到的是：政治競爭，不樹堂堂正正之旗，而用卑鄙齷齪的手段，這種惡例一開，中國政治，將至不可收拾了。25這也是許多人在聽到這個消息時的第一反應。
宋教仁被送入醫院後，神誌尚清，在病榻上，他囑咐同誌三事：一是把他的書籍捐給南京圖書館；二是請同誌撫助其家，善視老母親；三是要大家繼續奮力進行。並口授致袁世凱的電報：
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後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於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宋教仁。哿。26
宋教仁延至3月22日傷重不治，年僅32歲。據《申報》報道，宋教仁臨終時，“已不能語，惟以目四矚，周視故人，依依難舍。黃興見狀心痛，於是附耳呼曰：‘鈍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氣絕，眾皆痛哭失聲。”27
消息傳到北京，還在總統府裏等候宋教仁的袁世凱，驚愕失色。據黃遠庸記述袁世凱的反應：“袁總統於二十一日得宋被刺消息，大為驚詫。至二十二日午後四時，袁方午睡初起，秘書等走告宋逝消息，袁愕然曰：‘有此事乎？’即命拿電報來。及捧電報至，則陳貽範一電，黃克強一電，江孔殷一電。袁愕然曰：‘確矣，這是怎麼好！國民黨失去宋遁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後越難說話。’”28
國民黨方麵派了穀鍾秀、張耀曾、李肇甫三位議員去見袁世凱。據國民黨元老李根源記述，當議員們見到袁世凱時，“袁形神恍惚，即知必事先知情”29。表情恍惚也可以成為事先知情的證據，這種推理方式，十分驚人。
袁世凱一麵命令江蘇督軍程德全全力緝凶，一麵擬優恤令。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發出通告：“本黨代理事長宋先生之喪，各黨員纏黑紗誌哀。”出殯之日，執紼者數以千計，沿途人山人海，由國民黨人吳鐵城乘馬前導，緩轡而行，氣氛極其悲憤凝重。
宋教仁之死，對社會造成極大的震撼，整個政治形勢急轉直下。社會上謠言蜂起，有說袁世凱是凶案的嫌疑人，有說梁啟超是嫌疑人。梁啟超3月25日給女兒的信中提到：“宋氏之死，敵黨總疑是政敵之所為，聲言必報複，其所指目之人第一為元（袁世凱），第二則我雲。”30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自上海北上，至車站檢票處被暗殺，在國基未固、民福不增之時，含恨死去。
這真是咄咄怪事。說袁世凱是嫌疑人尚可理解，但扯到一介書生梁啟超頭上，則莫名其妙了。唯一的解釋就是，放出這些謠言的人，是把袁、梁同視為仇敵。環顧政壇，就隻有原來的同盟會革命黨人了。
袁世凱是一位君主立憲的鼓吹者，他最需要的是製定一部對總統（他心目中的君主）有利的憲法，而不是在憲還沒立時，就把立憲者殺掉。當時邀請宋教仁上京，是指望他化解國民黨的敵意，很難想象，他會在這個時候殺宋。
梁啟超更不可能成為凶手了，他一心要和宋教仁在國會裏一爭高下，現在對手驟然消失，頓生兔死狐悲之感。他寫了一篇《暗殺之罪惡》，表達對中國政治的失望：“吾與宋君所持政見時有異同，然固確信宋君為我國現代第一流政治家。殲此良人，實貽國家以不可複之損失，匪直為宋君哀，實為國家前途哀也。”31民主黨幹事長湯化龍，同樣悲痛難抑，親撰一副長達六十餘字的挽聯，內含真摯沉痛的感情，為人傳誦一時：
倘許我作憤激語，謂神州將與先生毅魄俱訖，號哭範巨卿，白馬素車無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觀，何國人忍把萬裏長城自壞，從容來君叔，抽刀移筆向誰言。
經上海當局認真追查，發現殺宋教仁的幕後指揮者，乃江蘇巡查總長應桂馨。此人是陳其美密友。陳、應都是在上海灘混的青幫分子，反清時代，陳其美經常在應家留宿，二人關係非同一般，天大的事，隻要閑話一句，對方總會幫忙。辛亥革命後，應桂馨在陳其美手下擔任諜報科科長，孫文從海外回國，應桂馨被陳其美派去接待和保衛孫文。孫文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即由應桂馨組織衛隊，護駕隨行，並任南京總統府庶務科長。梁啟超也懷疑陳其美與宋案的神秘關聯，他在信中說：“刺宋之人，臚列多人，（真主使者，陳其美也）我即其第二候補者。”
再往下追查，竟牽扯到內閣總理趙秉鈞和內務部官員，江蘇省轄下的上海地方檢察廳，兩次發出傳票，要求國務總理到廳作供，趙秉鈞都避居於北京團城，稱病不到，亦不視事。輿論於是喧騰，直指政府身上有屎。鄒魯在國會嚴詞質問：“趙總理等為中華民國人民，宋案發生，又在中華民國國內，上海檢察廳既依法律票傳趙總理等，趙總理等何以久不依法赴質？”要求總理在三日內作出答複。32上海的《字林西報》稱讚鄒魯為“捋虎須的議員”。趙秉鈞心慌意亂，私下請日本公使和英國公使幫他擺平此事，但都被婉拒，隻好請假躲了起來。
應桂馨落網後，巡捕順著荷花摸到藕，把凶手武士英緝捕歸案，引渡到華界，關押在上海海運局滬軍六十一團軍營中，那裏是陳其美的軍隊，戒備森嚴。當時舉國關注宋案，國民黨更是嚴陣以待，袁政府要派人潛入軍營，滅武士英的口，幾無可能，而武士英偏偏在預審前一晚，在班房裏被人毒斃，而且查不到凶手。誰有這樣的本事，在高度戒備的青幫地盤中出入自如，取人性命？幾個月後，連應桂馨也奇跡般逃出監獄，鴻飛冥冥。個中蹊蹺，成了宋案最大的疑點之一。
由於國民黨大造輿論，矛頭多指向政府，政府也發表聲明反擊，指國民黨的陳其美才是最大嫌疑人。聲明說，宋教仁是國民黨中的“親袁派”，陳其美日嗾其徒，在宋教仁與黃興之間，不斷挑起誰當總理、誰當總統之爭，以離間宋、黃關係。而應桂馨是陳其美的舊部。陳其美假借應、武二人之手殺宋，再移禍過東吳，指控政府，企圖一石數鳥。聲明還說武士英在法庭已經招供，但陳其美以20萬元賄通法庭，把供詞悉數抽改。
陳其美與宋教仁都是昔日的革命黨人，也是南社成員。按當年南社規矩，品行文學兩優，且得社友三人以上介紹，始得入社。足見陳其美也不是一個隻會賣煙土、開娼寮的黑幫分子，他也有一肚子墨水。
一年後，宋教仁入葬閘北公園，於右任為宋墓題寫銘詞：“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於乎！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細細玩味，文中仿佛別有深意。那時國民黨早就公開指責宋案是袁政府所為，並發動了二次革命，何以仍感覺無法“直筆”，隻能無奈地“期之良史”呢？戰爭都發動了，還擔心“直筆人戮”乎？於右任所憂慮的這個“人”究竟是誰？
說梁啟超有嫌疑，太過離譜，連造他謠的人也不好意思再提了，但袁世凱與陳其美，卻一直是眾矢之的。“二次革命”時，上海檢察廳的許多檔案，都為陳其美部下所毀，於是人們懷疑這是“銷毀證據”。國民黨說凶手是袁世凱，袁世凱說凶手是陳其美，雙方言之鑿鑿，但又拿不出鐵證，竟至於事隔百年，是耶非耶，仍爭議不休。難怪於右任有“質諸天地”之歎了。
武昌首義以來，宋教仁為南北和平奔走努力，厥功尤偉，堪稱“百世一人，千載一時”。但人生之悲在於，太平本是先生定，不許先生見太平。譚人鳳歎息：“昔在東京與日者談星命，曾以三十年太平宰輔許君，方謂造物生才，既生之，必相之，當不至於死也。孰知星命杳無憑，天道暗難問。”33此時此刻，重提三十年太平宰輔的舊話，似有無限欷歔。但宋教仁做不成太平宰輔，又是誰之過？譚人鳳自己當年也是動輒要解散參議院的人之一，因果的鏈條，看似龐雜無序，其實環環相扣，連接著每一個人、每一件事。
宋教仁遭刺之日，恰是基督教的耶穌受難日。黃沙滾滾，蒼天冥冥，仿佛有不可思議的安排。宋教仁的一生，就好像《提摩太後書》裏保羅說的那一番話：“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過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讓曆史記住，中國有那麼一個人，1913年，為憲政而死。
現代的政治領袖，恒有兩大類型：一為革命型，一為經理型。孫文屬於革命型領袖，宋教仁則是革命型領袖與經理型領袖的混合體，如果順利嬗遞，在他之後，中國政壇或將會由新一代全經理型領袖接班，中國或有望走上民主憲政之路。可惜，宋教仁之死，革命型領袖重返舞台，意味著許多彎路勢必要走，許多事情又要從頭再來。
史家丁中江把宋教仁歸為彗星型政治明星，他說：“這一類型的政治明星，在天空放出異彩，可是閃亮得快，消失得也快，在世界上隻是曇花一現。”34令人長歎不已，是誰令彗星隕落？是誰令曇花凋謝？拉開曆史的距離來看，當不難發現，中國憲政進程，其實早在辛亥革命時，已告中斷。宋教仁、梁啟超等人的努力，不過是想把斷掉的線重新接上，但最後統統歸於失敗。千古奇冤，英雄恨意！
人們恒言，如果當時國民黨堅持用法律手段解決，遵循宋教仁定下“先問諸法，再問諸人”的原則，而不是立即發動武裝革命，中國將迎來真正的法治時代。但這個可能性幾乎為零。宋案隻是因果鏈條裏的一環，這顆棋子的落下，是前麵幾步棋決定的；而當這顆棋子落下時，後麵的幾步棋，也已經定好了。
宋案發生時，孫文正在日本，3月25日他火速趕回上海，於當天召開黨內高幹會議，孫文斬釘截鐵地說：“事已至此，隻有起兵。因為袁世凱是總統，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隻有武力。”35
天啟殺機，地啟殺機，人啟殺機，本來陰間多雲的政治舞台，突然一片晦暗了。
眾聲喧嘩，初試啼聲
1913年4月8日，北京順治門（宣武門）內外，如同集市一般熱鬧。由原財政學堂改建的眾議院門口，車水馬龍。新科議員們聯翩而至，人人胸前佩戴徽章，參觀者在門口排隊領取紀念章。據記者說：“議場旁聽席內所有中外男女來賓於未開會之前，即異常擁擠，後至者均無立足地。十時二刻遂振鈴開會，軍樂隊在議場門外依次作樂，秩序尚稱整齊。”36
在禁衛軍的108響禮炮聲中，國會正式成立。是日到會參議員177人，眾議員500人，公推年紀最大的楊瓊議員為臨時主席，宣布開會。林長民宣讀開會詞，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代表袁世凱致辭，他莊嚴地說：“念我共和民國，由於四萬萬人民心理所締造，正式國會亦本於四萬萬人民心理所結合，則國家主權當然歸之國民全體……今日國會諸議員，係由國民直接選舉，即係國民直接委任，從此共和國之實體藉以表現，統治權之運用亦賴以圓滿進行。”最後，梁士詒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民國國會萬歲！”37
湖南籍眾議員鍾伯毅親身經曆了這激動人心的一幕，多年之後，每一憶及，仍感慨係之，他說：“其最值得吾人注意者，當時國會之召集，依法律規定，乃自行集會，而非由大總統召集。此舉似較後世之議會由行政官吏召集之規定更合乎民主原則。故清末民初國人初行民主，其規模與理想均有令人追懷不已者。”38
這天，巴西宣布承認中華民國，這是國際上第一個承認民國的國家，給呱呱墜地的國會，送來一份及時的厚禮。其他國家也答應在參議院議長選出後承認中華民國。可惜，宋教仁已看不到這一幕了，而親自見證這本應光照曆史一幕的人們，也因宋案投下的陰影，心情變得複雜起來，不是那麼輕鬆與樂觀了。
眾議院議員596人，國民黨得269議席，共和黨得120議席，統一黨得18議席，民主黨得16議席，跨黨者得147議席，無黨派26席。參議院議員274人，國民黨得123席，共和黨得55席，統一黨得6席，民主黨得8席，跨黨者38席，無黨派44席。國民黨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占有392席，穩居國會第一大黨的位置。按照《國會組織法》和《參議員選舉法》規定，議員的任期，參議員為六年，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眾議員為三年，期滿全部重選。
4月25日，參議院選舉議長，國民黨的張繼和王正廷，當選正副議長。4月26日、28日兩天，眾議院兩次選舉議長，民主黨的湯化龍和國民黨的吳景濂，票數都不過半。國民黨推舉吳景濂，用心良苦，因為黨中主力大部分是南方人，而吳景濂是東北人，可以平衡南北勢力，爭取北方黨人的向心力。
4月30日舉行第三輪投票，湯化龍脫穎而出，當選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失望地說：“湯化龍竟當選為眾議院議長，豈不羞哉！”翌日再選副議長，共和黨的陳國祥當選。吳景濂事後指責，袁世凱花了至少180萬元，用來收買國民黨議員不出席投票和收買進步黨議員出席投票。39是耶非耶，有待曆史的考證。即使確有其事，從國民黨拿到參議院正副議長來看，收買亦成效不彰。
當時政壇流傳一個笑話，湯化龍當選議長後，海軍總長劉冠雄登門道賀，湯化龍請他就座，劉冠雄連稱“不敢”。湯化龍詫異地問：“你是客人，禮貌理應如此，為何謙讓不坐？”劉總長恭恭敬敬地回答：“總統由國會選出，議長是國會領袖，地位與總統相等，我是總統僚屬，議長即我長官，怎敢平起平坐？”湯化龍哭笑不得。身為內閣成員，對國會性質的認知，如墮煙霧，如果是裝出來的，固極可悲；如果發自真心，則更可悲。湯化龍再三解釋國會與內閣的關係，但劉總長始終垂手肅立，不敢就座。
國民黨號稱國會第一大黨，但內部成員複雜，良莠不齊，賢愚參差。有些人是真心希望創建一種新的政治規模，為中國開萬世太平，但也有些人隻是為了從內部瓦解這個體製。全世界的議會，大概都沒有這樣的例子——當議長是為了暗殺總統。而張繼當參議院議長，正是為了實施魚腹藏劍之計。
張繼，字溥泉，1882年生於盛產金絲小棗的直隸滄縣，年輕時就讀於保定蓮池書院，1899年赴日留學，先後就讀於東京善鄰書院和早稻田大學。在日本加入同盟會，任同盟會本部交際部主任兼直隸支部長。他在法國沙利威耳的“鷹山共產村”生活過一段時間，成了一名狂熱的無政府主義者，平日好作拔劍斫柱的狂態，曾經寫文章疾呼：“吾願殺盡滿洲人，以張複仇大義，而養成複仇之壯烈國民！吾願殺盡亞洲特產之君主，以洗亞人之羞辱，為亞人增光！吾願殺盡政府官吏，以去一切特權之毒根！吾願殺盡財產家、資本家，使一國之經濟均歸平等，無貧富之差！吾願殺盡結婚者，以自由戀愛為萬事公共之基礎！吾願殺盡孔、孟教之徒，使人人各現其真性，無複有偽道德之跡！”
現在，他要殺總統了。據章士釗披露，張繼的行刺計劃，孫文不僅知道，而且讚同。章士釗說：
吾憶張溥泉當參議院院長，即刺袁計劃中一重要步驟。蓋溥泉為孫公言：袁世凱之專橫，非設計去此獠，革命將無成。而去此獠，必先創設接近機會。夫吾以北人易與袁洽，又兼議長職權，彼無從拒不接見，吾必因而剚刀彼腹，以泄秦舞陽之恥。孫先生壯其言。40
政治鬥爭的殘酷，往往超乎尋常人的想象範圍，令人毛骨悚然。盡管張繼要殺總統，和他要殺結婚者、殺孔孟之徒一樣，也許都隻是說說而已，但中國的代議政製，由這樣的人去操盤，即便宋教仁不死，亦必無成，而敗了以後，就說是這個製度不適合中國。如此政治，怎讓人不為中國哭也！
張繼是國民黨議員中的極端分子，其他同盟會出身的議員，雖不致要暗殺總統，但與政府為敵，則是目標一致，同仇敵愾。國會中的政黨，以國民黨、共和黨、統一黨和民主黨為主。鄒魯是國民黨議員會的常務幹事，雖然隻是一個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但在議員中卻有特殊的影響力，因為國民黨本部的經費，主要由廣東提供，而鄒魯是來自廣東的議員，儼然國民黨議員的財政總管。
當時的國會議員，每個月有400元的薪水，而廣東籍的議員，唐紹儀以“在北京用錢多”為由，另外申請廣東省政府每月給每人補貼200元，國民黨本身也有補貼，黨內的一些政治團體還有自己的補貼，比如“潛社”（國民黨內一個保守的小組織），每月還另發給“社員”200元。“廣東國會議員，當時是很有條件在北京吃喝玩樂的。”一名潛社議員後來回憶，“一個月就有800元之多，我們真是用錢無度。”41
“潛社”所補貼的錢，由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提供。梁士詒也是廣東人，早年尋居北洋幕府，於新政多有讚益，袁世凱小站練兵時，新軍編製及操典，多出其手，深受袁世凱倚重。因為這層關係，又被人質疑袁世凱通過梁士詒收買議員。但即使屬實，梁提供的金錢，隻與廣東政府的補貼數額相等，何以胡漢民給錢是支持，袁世凱給錢就是收買呢？
如果說，在國民黨內，凡對袁世凱有好感的人都是被金錢收買的，未免貶損議員人格過甚。鄒魯曾在谘議局工作，無形中受到立憲派的熏陶，與一般流轉江湖，終年與會黨為伍的黨人，略有不同。他一度真誠地相信，隻有袁世凱的才力能治中華民國，如果總統有什麼逸出常規的行動，盡可用法律來約束。但對現任內閣，則因其違法，應盡力推翻之。這種觀點，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國民黨議員。
這種好感，其源有三：一是袁世凱在晚清政治改革中是扛大旗的主帥之一；二是當下的現實環境，除袁之外，確實找不到第二人可以駕馭大局；三是袁對待士人謙恭有禮，有立賢無方的氣度，也為他加了不少分。據總統府內的小吏陳灨一從旁觀察：“議士投謁者必延見，見必溫語以慰之，諛詞以寵之，齒芬所及，受者如膺九錫之尊，頗沾沾自喜。”42
在曆史書上，對袁世凱拉攏議員，多有批評，說這是做戲收買人心。搞政治哪有不需要拉攏人心的？袁世凱與議員非親非故，他這麼做當然是為了爭取支持，以圖施政方便，不然他還能為了什麼？但中國人習慣以陰謀論詮釋一切，好也陰謀，壞也陰謀。
也不是所有議員都“沾沾自喜”的。袁世凱曾派人向鄒魯傳話，可以撥40萬元給他組織新黨。鄒魯正色回答：“我身為國會議員，我代表國民謀國利民福來的，所以一切都以國利民福為前提，希望轉告政府袞袞諸公，千萬不可把國家的金錢，作為個人權利爭奪的費用。”他表明自己的立場：“政府的措施若是福國利民，即使不送錢給我組黨，我也理當竭力擁護，否則，必聯合同人，積極反對。”43
鄒魯不願另立山頭，但國民黨內部，早已山頭林立，陸續分化出相友會、政友會、癸醜同誌會、集益社、超然社、憲政公會等小團體。人們又把這歸咎於袁世凱的收買與破壞，似乎黨團政見的異同，全以金錢為轉移。曆史對第一代議員的定位，從一開始，就充滿了偏見與汙損。
逮乎今日，不少史家仍堅持以人劃線，革命黨人掌權時，凡批評政府的，不是“眼光短淺”、“被收買”，就是“陰謀破壞”；輪到袁世凱掌權時，凡是批評政府的，都成了“英勇鬥爭”、“堅持革命”了。法律、是非、道德都在其次。
為了與國民黨抗衡，5月29日，統一、共和、民主三黨，合並為進步黨，在北京舉行成立大會。舉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是理事之一。進步黨的總部，原在石橋別業，後遷至前清醇賢親王的王府，俗稱七爺府，坐落在太平街、太平湖之間。此地風景秀麗，擔任過江寧八旗學堂總辦的震鈞，寫過不少記述北京掌故的文章，他在《天咫偶聞》一書中，專門寫了太平湖：“太平湖，在內城西南隅角樓下，太平街極西也。平流十頃，地疑興慶之宮；高柳數章，人誤曲江之苑。當夕陽銜堞，水影涵樓，上下都作胭脂色，尤令過者留連不能去。”良辰美景，讓人遐想不已。
然風景再美，梁啟超卻無心欣賞，他要為進步黨在國會中的方針大計，運智鋪謀。國會至此成了國民黨與進步黨兩大黨之間的競爭。但他們的立場，並非楚河漢界，凡事對立，比如國、進兩黨，都主張先製憲，後選總統，都主張袁世凱當總統，便顯示出兩黨有相當的合作空間。
在進步黨成立大會上，梁啟超解釋黨的方針：“鄙見對於總統問題主張仍推袁，唯內閣則大半請假，幾等虛設，非改組不可。對於憲法問題，則主張先定憲法，後舉總統。”44在宋教仁、梁啟超的努力下，國、進兩黨，在國會裏已儼然有兩黨製的雛形。
鄒魯回憶：“最初國民黨想和其他黨攜手，以期實行自己的主張，不願意以多數壓迫少數，致傷感情。所以凡事都派人在院外商量妥當，然後在院內發表。但是這種局麵，國民黨就暗中吃虧了。”但兩黨製的作用，就是要互相競爭、互相抗衡，如果凡事都可以商量妥當，還不如合並為一黨。因此，黨派合作的蜜月期，很快就結束了。到選舉議長時，議員“相持不下，每次開會都有熱烈的辯論，甚至呼號謾罵”45，已見怪不怪。
國會充滿喧嘩，就像喝醉了酒一樣，熱烈、火紅、蹣跚、跳躍、發芽、蔚藍、金黃、篝火、激流……這些讓人目眩的意象，都可以用來形容1913年的國會。這時的國會爭論，雖然不乏黨派的意氣之爭，但充滿了新鮮空氣，活潑而率真，陽光普照，連風也是香的，大家精神清爽，迎接新的一天，就好像早晨起床，洗完臉，刷完牙，一家人為吃什麼早餐而爭論一樣。
國會與政府的第一場正麵交鋒，和當初臨時參議院一樣，也是為了一宗借款案。
民國肇創，百廢待興，而國庫一貧如洗，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孫文當總統時，亦深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參議院也深知國家困難，對政府提出的借款案，一般都是舉手通過。4月26日，也就是國會忙於選舉議長之時，國務總理趙秉鈞、外交總長陸征祥、財政總長周學熙，沒有經過國會便在北京彙豐銀行大樓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署了2500萬英鎊的《中國政府善後借款合同》。年息5厘，扣除折扣、到期的借款和賠款，實際收到的現金僅有998萬英鎊，即不及借款總額的四成。但規定47年還清的本達6899萬餘英鎊。借款以中國鹽稅、海關稅及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稅項為擔保。
張繼、王正廷收到消息後，認為該案未經國會討論，遽行簽字屬於違法，要求見總統，但袁世凱避而不見，僅以書麵答複：“國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遷延，今擬派秘書麵陳委曲。”兩位議長連夜出動，跟各有關銀行交涉，要求停止簽署。銀行當然不予理睬，議員們便堵在彙豐銀行門口，準備采取人牆戰術，阻止政府官員進出，但一直等到半夜三更，也不見半個人影，原來官員們早已簽押完畢，從後門溜走了。
這項借款談判，始於上一任內閣。為了釋除社會疑慮，湯化龍與48位前臨時參議員聯名通電，對事情的來龍去脈詳加說明，指出有關借款的說明文件，已在1912年9月交給臨時參議院討論，12月27日表決通過。當時由財長周學熙向臨時參議院解釋借款緣由：“言及國家危迫情形，至於痛哭，眾所周知。此係當日實在情形，故平心而論，此項條約事實上確為前參議院業經通過之件。”46
但國民黨議員並不認同這種說法，隻揪住一點不放：臨時參議院通過的，隻是借款辦法和要求的說明文件，並非合同文本。這麼重大的事項，即使在國會閉會期間，也應特別召集討論，何況現在國會已開，未經國會討論，手續不全，就是違法簽約、蔑視國會，政府必須作出解釋。吳景濂事後披露，當時周學熙曾托人向他傳話，如果他可以設法通過大借款案，政府願意拿出12。5萬鎊，其中7。5萬鎊贈予吳景濂個人，5萬鎊給國民黨本部。吳景濂堅決拒絕，而國民黨本部也一致反對。
5月5日，趙秉鈞已請假，由代總理段祺瑞到國會作說明。段祺瑞武人出身，性格急躁峻烈，一發怒則鼻子變歪，外號“歪鼻子”。他與這借款案本來關係不大，卻因為代理閣揆的原因，不得不到國會受這窩囊氣。他不善言辭，被議員們七嘴八舌一輪猛攻，鼻子已經歪過去了，卻又不敢發作，隻好板著一張臉，嗯嗯哼哼，承認借款手續確實不全。
國民黨找到了攻破內閣的突破口，非要一追到底不可，他們聲言：“如果手續齊備，一個字不改通過也可以，但政府違法簽約，送本院查照辦理，本院絕不承認。”鄒魯與陳垣、葉夏聲、穀鍾秀等40多名議員聯名提出《彈劾政府違法大借款案》。而共和黨則更多是從事實出發，認為合同既簽，已產生法律效力，現在反對也沒用了，隻能切實監督其使用，並要求政府定出裁減軍隊、行政開支預算的時間表。
根據國會組織法，國會議決案須經兩院通過才能成立。而大借款案，參議院雖予否認，但尚未經過眾議院議決，按規定不能谘送政府，也不能對外公開。但國民黨急於製造輿論，壓迫政府，要求把參議院的議決案谘送政府。大家立場迥異，對抗激烈，互相施壓，穀鍾秀痛罵副議長陳國祥是“亡國議長”，吵到高潮處，台下有人把一塊墨硯直擲向議長席，秩序頓時大亂。
張繼、王正廷把參議院的議決案谘送政府，並通電各省，把大借款案的討論詳情，公之於世。87名共和黨議員聯名發表通電，批評國民黨議員：“似此擅權違法，擾亂人心，議員同人等實不勝驚駭。”47而國民黨人則反過來批評：“共和黨及進步黨議員始終搗亂，常流會，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48
論打架，共和黨不是國民黨的對手，招架不住的共和黨人說：“國會黨爭之近勢，急激派與非急激派勢均力敵，爪牙相搏，有如二人互鬥一室，使無居間者，則二人之同為焦頭爛額誠不足惜，竊恐室中之器具陳設同歸於盡，不亦冤哉！”49最後，國會以政府未能說明借款用途為由，擱置此案，不予表決。湯化龍被鬧得心煩意亂，又受到袁世凱的指責，幹脆以祖母去世為由，請假走人。
有記者這樣描述國會辯論的場麵：“無論立一說，議一事也，公私俶擾，似張華林兩部之蛙，呷軋喧鳴，如打下蔡一池之鴨。時則戟天罵地，爛醉甚於灌天，時則頓足捫胸，狂叫幾同石勒，時則為傀儡登場，被人率之，時則為猿猱升木，任性跳梁，貿然而來，不知其何事來也，哄然而散，不知其何事散也。”文筆痛快淋漓，如同寫譴責小說，卻不談議員們究竟在爭論什麼問題、值不值得爭論。隻要翻閱一下當年國會的議事記錄，便知道“不知其何事來也，不知其何事散也”的，非議員，乃記者也。
國會中出現辯論、謾罵，甚至撕扯打鬥，在外人看來，是一幕荒誕鬧劇，但如果沒有這種“鬧劇”，國會還是國會嗎？國會辯論，不是和尚辯經，不是儒生問難，許多議題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國會本來就是各方利益的角力場，選民選議員出來，不是要看他們表演溫良恭儉讓的。很多時候，打鬥是一種吸引輿論關注的攻防策略。看得見的台麵上打架，總好過看不見的台底下交易。所以，對於國會的爭論，不是看它如何爭論，而是看它為何爭論。
國會許多爭議重大的案件，都與財政有關。其實，隻要對政府財政狀況稍有了解及保持一念客觀理智者，應該都不會反對借款案，但是，該案最後竟鬧得是非顛倒、物議沸騰，主要是因政府手續不清，留下把柄，為國民黨提供了火上澆油的操弄空間，加劇了行政與立法機關的對立，以致付出了慘痛的執政成本與社會成本。
北方忙製憲，南方搞革命
宋教仁去世時，孫文曾撰寫了一副極沉雄嚴凝的挽聯：“作公民保障，誰非後死者；為憲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現在，製定憲法的時間終於到了。
1913年6月底，製憲啟動。根據國會組織法，由參、眾兩院各選出30位議員，經過激烈的競爭，選出國民黨33名，進步黨18名，共和黨8名和超然社1名；另有參、眾兩院候補委員各15人，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
陰晴不定、風雲變幻的夏季來臨了。7月10日，委員會在參議院開第一次預備會議。7月12日在眾議院開成立大會。7月19日選舉國民黨籍的江西人湯漪為委員長。接下來就找辦公場所，北海團城、頤和園、三貝子花園和天壇，都是備選地點。經過實地調查，最後認為天壇祈年殿最合適，大殿可做會場，兩旁偏殿可供委員長和各位理事辦公，委員們休息、用膳之處都是現成的，稍加修葺，半個月後即可進駐辦公。
天壇以前是皇帝郊祀祭天的地方，建於明永樂年間，殿閣巍峨，氣象矞皇。古木千章，三伏無暑。任何人到此，都不禁屏息靜氣，放輕腳步，一種與蒼天對話的莊嚴肅穆感覺，油然而生。憲法的神聖，實可與蒼天並立。
然而，這時的政治空氣，與“宋案”前相比，已是物換星移，今非昔比矣。
“宋案”以後，國民黨在國會裏的抗爭，日趨激烈與極端，隻要能拆袁政府的台，幾乎無所不用其極，最初是彈劾官員、否決政府議案，後來幹脆不出席開會。袁世凱頭痛不已，忍不住在《時報》上大發牢騷：“現在看透孫（文）、黃（興），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50國民黨對此馬上回應，說是袁“向國民黨宣戰之表示”，所以國民黨不得不進行更激烈的“搗亂”。
梁啟超憂心忡忡地說：“國民黨之黨略，一麵在南倡叛，一麵仍欲盤踞國會搗亂……專務煽動議員四散，使國會不能開。”51但國民黨不是鐵板一塊，內分兩派：一為革命派，以原同盟會人為主；一為法律派，以原非同盟會人為主。法律派主張在法律範圍內活動，力爭在憲法起草委員會中的席位，但革命派則想方設法阻止委員會開會。祈年殿剛剛布置妥當，同盟會出身的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廷便讓人剪電線、拆燈泡，使其不能正常開會。
在國會之外，孫文更號召江西、湖南、安徽、廣東、福建五個國民黨控製的南方省份興師討袁。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廣東都督胡漢民積極響應。三督聯手，聲威震動大江南北。
國民黨在北京、上海一帶，有一個名為“鋤奸團”的暗殺組織，十分活躍，主持人除了陳其美之外，還包括林森、葉夏聲等國會議員。1913年5月24日，駐揚州的第二軍軍長徐寶山被暗殺，據猜測，凶手就是“鋤奸團”成員。國民黨希望激起事端，但政府卻不動聲色，以致進步黨議員在國會質問政府：“此案（指徐寶山案）發生前，南方各處私運軍械，擅調軍隊，紛紛見諸事實，政府何以置若罔聞？”52袁世凱沉得住氣，任你質詢，一概留中不發，他在等著國民黨的下一個動作。
國民黨的動作，層出不窮，暗殺和破壞活動，遍地開花。河南省城火藥局爆炸，死23人；湖北寧軍第一師師長被殺；湖北督署高等密探周九璋的母親、妻子、兒女全部被亂刀砍死；上海製造局受到圍攻，軍械被搶劫；各地破獲鐵血團、討賊團等組織，不一而足，全部是國民黨的傑作。
僅在北京一城，政府就破獲了七十多個暗殺機關，均與一個名為“血光團”的暗殺組織有關，這個組織專門針對總統和政府官員，成員據稱有五百多人，國民黨參議員謝持是其領導者之一，黃興是總指揮。謝持與宋教仁原來的秘書周予覺攜帶現金和爆炸品，從上海到北京，部署暗殺袁世凱。但周到京後，即向政府舉報，5月17日，京畿軍政執法處拘捕謝持，從他家中搜出一堆爆炸物。
張繼抗議，聲稱不能隨意逮捕議員，要求政府放人。政府方麵說，這是司法問題，政府不負責，亦無答複的義務。參議院致函軍政執法處，稱議會是立法機關，重要人物應特別保護。軍政執法處把謝持放了出來，要求他在京聽候傳質。但謝持一出樊籠，馬上逃離北京，躲進了天津的法租界。
段祺瑞出席眾議院時，議員們還在一個勁地追問為什麼要違法逮捕謝持議員，段祺瑞畢竟沒有袁世凱的修為，脫口而出回答：“謝是血光團的財務部長。”議員馬上群起反問：“你說他任此職有什麼證據？如果有人說段總理是血光團財務部長，你也承認嗎？今日政府處處皆違法，四萬萬人皆不得安寧，是皆政府違法使然，誰負其責？”把段祺瑞問得臉色鐵青，不知如何應對。
國民黨把挑戰升級，胡漢民以一省長官的身份，公開發表措辭激烈的通電：“粵省兵尚充實，械亦精利，軍心團結。誰為禍首，顛覆共和，當與國民共棄之。”53這是以武力挑戰中央。袁世凱像一隻獵豹，耐心地等候著獵物露出破綻，以便作出致命一擊。現在，他可以鬆一口氣了，胡漢民的通電，給了北方出師的理由，他終於可以調兵遣將，揮軍南下了。
國民黨反對中央，一是宋案，二是大借款案。除此之外，還有中俄蒙協約事件，雖然不是國民黨與政府衝突的焦點，但發生在敏感時間，亦掀起軒然大波。事起於辛亥革命爆發後，外蒙古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在俄人慫恿下，宣布獨立。1912年11月，俄國與外蒙簽訂《俄蒙協約》。國內輿論當然同聲反對，但1913年5月，中國政府與俄國訂立《中俄協約六款》，承認《俄蒙協約》。湯化龍痛斥這是“失主權，喪國土”，國民黨也強烈反對，把它作為攻擊政府賣國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