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立，革命黨消
隨著時間的逝去，宋教仁的曆史地位，在今天已得到愈來愈充分的認識與肯定，他被曆史學家尊為“中國憲政的設計師”。然而，中國憲政有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經過晚清十年新政，到公布《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時，已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思路與框架了。武昌義旗一舉，各省群雄並起，在中國這個有兩千多年專製曆史的國家，竟沒有一個省宣稱建立新王朝，沒有一個起義領袖要做皇帝，無論他們是綠林好漢，還是赳赳武夫，都知道要成立民國，要建立民意機關，這不能不說是晚清新政的啟蒙效果。
宋教仁的政治主張，歸納起來，其實就是兩麵旗子：一麵是代議政製，一麵是政黨責任內閣。他最大的貢獻，不在於設計憲政，而在於把政黨政治，從青蛙變成王子。
辛亥革命時，有兩個同盟會：一個是孫文領導的中國同盟會，一個是宋教仁、譚人鳳等人領導的中部同盟會。中部同盟會是從中國同盟會中分裂出去的，兩者相互獨立，並無隸屬關係，但都是革命的秘密組織，帶有很濃的會黨色彩。現在共和民主時代來臨，應從地下走上地麵，改造為合法政黨，從事憲法國會活動。1912年1月，同盟會在南京召開大會，討論前途，建黨的意見占了上風。3月3日，通過新的總章，選舉孫文為同盟會總理，黃興、黎元洪為協理（後來黎元洪很快便退出了）。宋教仁擔任政事部主任幹事，職責是草創政見，溝通議會內和政府內的會員。
同盟會終於艱難地邁開了從秘密會黨到合法政黨的第一步。
章太炎有一句著名口號：“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溯武昌起義之初，革命黨聲勢如日中天，人人都想削尖腦袋往革命黨裏鑽時，他給譚人鳳的電報，已洞幽燭遠地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以革命黨人召集革命黨人，是欲以一黨組織政府，若守此見，人心解體矣。”1事實證明，這確實是國家能否順利完成轉型的關鍵。章太炎勸同盟會，勿以一黨把持政治。
章太炎與同盟會積隙甚深，他提出“革命黨消”的口號，恒被同盟會人疑為動機不良，私心自用，目的是幫助袁世凱瓦解革命黨。一百多年來，這個口號，都被視作破壞革命的陰謀，受到筆誅墨伐。
黎元洪針對各種政治勢力已開始爭權奪利的現象，進一步明確提出“共和國立，革命黨消”這個口號，比章太炎的更準確、更清晰。“革命軍起”容易引起誤解，而“共和國立”，則一清二楚，絕無歧義。黎元洪不無憂慮地說：“蓋以破壞易而建設難，不如此不足以收容全國之俊傑而共濟時艱。”2如此表述，較為溫和，與章太炎的“勿以一黨把持政治”相比，雖意思相同，但化解了言辭間的敵意。
有人說，“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不是什麼創新發明，與昔漢代陸賈對高祖所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的道理一脈相承。其實二者絕不一樣，而且南轅北轍，古人是勸皇帝以武逆取天下，以文順守天下，但終歸是一姓天下。而共和時代，革命黨消，是為了讓天下人共治天下。如果說“陰謀”，硬把兩者扯在一起，才是破壞共和、為專製留一點香火的最大“陰謀”。
張謇寫信給黃興，建議盡快取消同盟會名義，既可示天下以公誠，亦可免海陸軍行政上無數之障礙。3甚至在同盟會中，也有人毅然提出：“凡從前所設立，如同盟會、憲政公會、憲友會、辛亥俱樂部以及一切黨會諸名義應請一律取消，化除畛域，非建新猷。”4反映了時人對南北分裂、各派政治分歧，對未來缺乏共識，缺乏社會凝聚力的焦慮心態。
和平統一，意味著要分享權力，武力統一，則意味著獨享權力。兩大陣營，涇渭分明。爭論的焦點在於：共和時代，到底還要不要革命黨？如果要，革誰的命？如果不要，那以什麼取代革命黨？從革命到執政需要完成怎樣的轉型？中國應該選擇怎樣的民主化路徑與製度表達方式？這是關係到中國未來走向的大是大非問題。
立憲派們一度天真地相信，共和憲政時代真的來臨了，自由、平等、理性、包容、多元、開放，這些最寶貴的價值，會在這片古老土地上，像鮮花一樣綻放。人人有免於暴力與恐懼的自由，有參與製度設計的自由，有分享權力的自由，有監督權力的自由。然而，圍繞著“革命黨消”的爭論，卻給了人們一個強烈的暗示：中國的未來道路，將山重水複，崎嶇難行。
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他把誓詞中“謹遵憲法，依國民之願望”，改為“速定憲法，副國民之願望”，被指一上任就破壞民主。但當時還沒有憲法，遵無可遵。3月18日，大總統通令全國：“查從前參議院參議員，各省有由都督遴派者，有由地方議會公推者，有尚未選派者，現在統一政府不日成立，參議院亟應組織完備，應由各地迅速妥定選派辦法，選派赴會。”
這時，新內閣的名單已經出爐了。內閣總理是唐紹儀，也是孫文的同鄉。同盟會原打算取得陸軍與財政兩個總長位，被袁世凱否決，但同意宋教仁、陳其美、蔡元培、王寵惠4位同盟會員入閣，分任農林、工商、教育、司法總長。總理唐紹儀和內務總長趙秉鈞為了表示親善合作，也都加入了同盟會。在內閣12個總長中，同盟會形式上占了6個。參議院順利通過內閣名單，第一屆混合型內閣，於焉告成。
4月1日，孫文正式解職，在最後一刻，他簽署公布了《參議院法》。4月2日，袁世凱向參議院提出臨時政府遷北京案，參議院以20票對6票通過。4月5日，參議院宣布休會，開始搬離六朝古都金陵，往風沙滾滾的皇城北京進發了。
這一乾坤大挪移的工程，緊湊而有序地完成了。
根據臨時大總統的要求，參議院議員由各省臨時省議會選舉產生，每省5人，不再由都督委派了。但有些地方隻派出一兩個人，有些地方的代表姍姍來遲，所以北京臨時參議院總人數，始終是筆糊塗賬，有說93人，有說98人，有說110人，也有說120人。而共和黨是國會的第一大黨，占了約42席，同盟會隻占約35席。但由於不少人跨了黨，所以這個席位數的統計，也是不太準確的。
共和黨實際上由多個小黨組成，黨魁有黎元洪、張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彥圖、林長民、湯化龍等人。同盟會為第二大黨，除此之外，還有統一共和黨、國民黨（不是宋教仁後來領導的國民黨）和少數無黨籍的議員。
北京槐花已開，榆錢遍地，幽香滿城。4月29日，臨時參議院在前資政院舉行開幕禮。到會議員75人，由林森主持大會。袁世凱和國務總理唐紹儀率領新內閣各部總長，在參議院集體亮相。袁世凱戎裝燦爛，腰間佩劍，神情端莊，步履雍容，進入議會大廳。詎料林森迎上前來第一句話，不是恭維奉承，而是說：“袁大總統，參議院是立法的最高機關，是一塊神聖之地，例行是不得攜帶武器進入的，請大總統閣下解除佩劍入席，以崇法製。”袁世凱愕然，但馬上連聲說：“是的，是的。”隨即解下佩劍。這一幕被在場的人看在眼裏，無不激動萬分，以為一個民主法治的時代真正來臨了。5月1日，臨時參議院正式開會，林森辭職，副議長也不見了蹤影。據當時在《民國報》做編輯的梁漱溟說，是林森自己既不想當議長，也不想當議員，故拂袖而去。補選議長時，同盟會推舉張耀曾，統一共和黨推舉吳景濂，共和黨推舉湯化龍，由於三黨議員都沒有過半數的，取決於哪兩個黨能夠達成共識，聯合投票。最後共和黨與統一共和黨合作，選定吳景濂為議長，湯化龍為副議長，穀鍾秀為全院委員長。國民黨的張耀曾被選為法製委員會委員長。由三黨協商分配各委員會委員名額，林長民任秘書廳秘書長。
吳景濂，字蓮伯，號述唐，遼寧寧遠（今興城）人，生於1873年。因腦袋特大，外號“吳大頭”。坊間傳說，他的先祖是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康熙平定三藩後，吳家被流放東北，在驛站充當站丁。站丁近乎賤民，受人排斥，甚至有自己特殊的衣食住行和語言習俗。有史書稱吳景濂是有清以來獨一無二的“站丁舉人”，其實，他科考的最好成績是第六名副車（清代稱鄉試的副榜生），未中過舉人。朝廷廢除科舉後，他入讀京師大學堂，以最優等畢業，由學部奏請獎給舉人出身，授候補內閣中書，加五品銜。至於他是不是吳三桂後人，在未有確鑿的考證之前，姑且存此一說。後來，吳景濂赴日本留學，加入了同盟會。
吳景濂當選議長後，袁世凱派秘書長梁士詒到參議院道賀。內閣全體閣員也在唐紹儀的率領下，一同到院致賀。吳景濂到總統府拜謁袁世凱。袁世凱命樂隊在府門外奏樂歡迎，以示隆重。會晤時，袁世凱說：“南人多疑吾將來帝製自為，民國初成，吾焉敢存此非法思想？君北人，吾亦北人，願請幫助。”吳景濂說：“北方人行動向多坦直，吾願總統為中國之華盛頓，不願總統為中國之拿破侖。語雲‘止謗莫如自修’，願總統此後行政處處抱定約法作去，吾必竭力讚助，浮言自息，一時議論，毋庸顧忌。”
這是袁世凱、吳景濂第一次見麵，純屬禮節性的拜訪，袁世凱便急不可待地談到如此敏感的問題，可見當時來自南方的謠言，非常熾盛，已造成相當大的壓力。
5月7日，參議院議決國會采兩院製，著手起草國會組織法。5月13日，內閣各部總長（除外交、內務和工商總長因故未到外）都齊集參議院，輪流上台，恭敬嚴慎，向議員們報告自己的施政計劃。這個場麵，讓人對中國憲政的未來，充滿驚喜與期待。沈雲龍寫道：“以中樞各部最高首長，俱不憚煩地一一向代表全民的神聖國會，既不膽怯，亦不虛飾，不誇張，更不作空洞口號，不念書麵報告，各憑其誠摯態度，清晰口才，說明其個人抱負，充分表現具有行政才能的負責風度，不僅樹立了史無前例的開國宏規，也為中國民主憲政寫下了空前絕後的光輝一頁！”7
惜乎，這隻是一段石火光陰，刹那輝煌。接下來，在“神聖國會”的麵前，將是一條九曲回腸的道路。“絕後”二字，成了曆史的一聲悠長歎息。
“病議院”遇上“病內閣”
盡管人們也預計到憲政的前途會有曲折，但沒想到會曲折成這個樣子。這一任內閣僅存活了三個多月，社會上謠傳唐紹儀挪用公款，其操守被質疑，而唐紹儀亦不自安，便以責任內閣無責任之由，宣告辭職，同盟會閣員聯袂請辭。湯化龍感歎：“各省現象日危一日，而統一之計劃，政府無一計及者，一行責問，則相率辭職，此種情形，殆一月數見。”他對國會的角色，也感覺很無奈，“現政府能力脆弱，扶掖有所不能，推倒亦有不可”8。
6月29日，袁世凱提名陸征祥為國務總理，谘請參議院同意。參議院召開特別會議，以74票對10票通過。原內閣有6名閣員已辭職，陸征祥提交了候補名單。直到這時為止，參議院與總統府的關係，還算合作愉快。
陸征祥是上海人，外交官出身。辛亥革命爆發時，與一批駐外使節聯名通電，擁護共和，贏得聲譽。但搞政治不是他所長，治理國家更是門外漢，黎元洪說他的長處是“舊史不書其惡，新黨不隸其名”，大家都可以接受他。著名記者和政論家黃遠庸與他接觸後，也認為他“恂恂下人，出言有章，蓋一絕好歐西紳士之風度。然其體質既羸，一見若弱不勝衣者，又其談吐超俗，似於吾國之社會人事不甚融解者”。黃遠庸判斷：“此君涉足於中國今日政界，猶似一葉泛於波舉風發之大海，未有不顛覆者。”9
陸征祥接掌內閣時，有六名閣員辭職，堪稱一個“病內閣”。參議院自從北遷以來，討論的議題，大都是“國旗統一案”、“漢口市場建築借款案”、“陸海軍旗式案”之類的太平議案，議事堂上，祥雲繚繞，塤篪相和，南京時代的激烈攻防戰，不複再現。以致缺乏新聞熱點的報紙，挖苦這個參議院是“病議院”。
然而，當“病議院”遇上“病內閣”時，這潭死水的寂靜，便被陸征祥的“出言有章，談吐超俗”打破了。
7月18日，陸征祥到參議院發表他的施政大綱。拖了這麼久才來見議員，表明他心中無數。果然，他站在台上，從回國觀感說起，說到他在國外的生活，如何親任廚役開菜單，如何與來自國內的學生、商人周旋，愈說愈海闊天空。“回來之時，與各界之人往來頗少，而各界目征祥為一奇怪之人物，而征祥不願吃花酒，不願恭維官場，還有親戚亦不接洽，謂征祥不引用己人，不肯借錢，所以交際場中，極為冷淡。”最後，他似乎想賣弄一下幽默，以過生日作為演講的結束詞，“在外國時，不知有生日，因老母故世甚早，此回實可謂征祥再生之日”10。
出席會議的95位議員，愈聽愈莫名其妙，不知他說這些與政綱有何關係，開頭還以為開場白過後，豬肚豹尾，陸續有來，誰知直到他一鞠躬謝幕，也沒一句話涉及治國方針與個人抱負。議員忍不住問他的政見，他竟張口結舌，不能作答，麵紅耳赤而退。議員們不禁“全場麵覷，心膽俱灰”。
第二天參議院表決補選六個內閣成員名單。袁世凱預感情況不妙，請求推遲表決，但被參議院拒絕。不出所料，名單遭全盤否決。不僅如此，穀鍾秀還提出對陸征祥的彈劾，令這位不吃花酒的總理大失顏麵，尷尬請辭，躲進醫院不出來了。
在內閣製國家，總理由總統提名，國會通過，而內閣成員則由總理任命，本來無須經過國會。但當時中國的內閣製，連總長的任命都要參議院同意，總理毫無自主權。參議院因為對陸征祥不滿，便把六位總長的提名，一概否決，顯然是矯枉過正了，把製衡與抵製混為一談。難怪袁世凱後來大歎“議會專製”了。
在表麵上看，袁世凱喜怒不形於色，一麵挽留陸征祥，一麵設宴款待全體議員，希望疏通。但當天北京軍警卻紛紛出動，在全城散發傳單，指責參議院阻撓行政機關。城廂內外都貼上了標語，有人宣判議員死刑，有人揚言以炸彈“伺候”，甚至有軍官公然召開記者會，宣布如果名單不獲通過，就請大總統解散參議院。連章太炎也附和軍人叫囂，建議袁世凱解散參議院，迅速選舉正式國會。京城謠諑紛起，氣氛緊張，為炎熱的夏夜，添了一把火。這一係列行動，雖然不一定是袁世凱授意，但至少是縱容默認。
7月23日，袁世凱提出了一份新的內閣名單，請參議院討論。這天，陸軍總長段祺瑞，帶領一群軍警，圍堵在參議院外，個個目光如炬，盯著進出的議員。名為監督政黨，維持議院秩序，實則以武力脅迫。議員們真的見識到佩劍鏘鏘然、靴聲鏗鏗然的軍警了。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留學德國，是袁世凱手下最得力的將軍之一。1912年初，迫使清帝退位的北洋46位將領聯名通電，就是由段祺瑞領銜的。
一份報紙批評：“文明之國，未有以軍警幹涉政黨者也；有之，自段祺瑞始。”11然短短22個字，無一字正確。以軍警幹涉政黨（議會）者，非自段祺瑞始，實自黃興始。既以軍警幹涉之，還稱得上“文明之國”嗎？
袁世凱這一招果然奏效，內閣名單順利通過。但陸征祥仍堅辭總理一職，袁世凱隻好另謀人選，幾次派人去見宋教仁，勸他以國事為重，出任國務總理。宋教仁始終以更換總理，閣員應負連帶責任為由，堅決謝絕。袁世凱又勸黃興出任閣揆，黃興同樣堅拒。
袁世凱向革命黨人示好，如果說他是真心合作，過於溢美；但說他完全是假惺惺做戲，也有溢惡之嫌。當時他確實很用心地拉攏各黨派，爭取支持，希望能夠適應這種新型的政黨政治。
袁世凱最後改趙秉鈞為總理，參議院也通過了。這位54歲的河南人，上任伊始，即擺出移船就岸的姿態，宣布加入同盟會，把功夫做得很足。但當時同盟會一心一意盯著即將到來的國會選舉，對這個任期快滿、沒有責任的“責任內閣”，已難以產生興致。
這一風波，表麵上暫時平息了。但“病議院”的種種病症，已逐步暴露出來。
國民黨大獲全勝
唐紹儀內閣的倒台，似乎證實了宋教仁的判斷，混合內閣是行不通的，唯有建立政黨內閣。而建立政黨內閣，必須先取得國會中的多數議席。他一再提醒自己的同誌：“國會選舉亟須注意，必使會員能於國會占多數議席，彼時無論政府如何，可以會員力量改良之，是皆擴張勢力之最要者也。”12
但是，在國會裏要與共和黨抗衡，沒有一個規模相當的政黨，所謂多數議席，隻能是空談快意。但同盟會的現狀，令人失望，似乎還沒學會從事合法的政黨活動。社會上對同盟會的印象，普遍認為是一個秘密結社的組織，現在共和告成，已不合潮流，所以沒有多少人願意加入。孫、黃又宣布退出政壇，同盟會呈江河日下之勢，指望它在短期內重振雄風，難乎其難。宋教仁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聯絡友黨，聚沙成塔，方可擴充黨勢。
宋教仁住在北京三貝子花園。這裏原是明代的皇家莊園，清初改為福康安貝子的私人園邸，也就是後來的萬牲園（動物園）。宋教仁入住後，成了名流薈萃、杖履縱橫之所，全國聯合進行會、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和同盟會人士常常在此聚會。經過宋教仁的奔走努力，章太炎從旁推轂，憑著三寸不爛之舌，終於把這幾個團體，合並為一個大黨——國民黨。
8月10日，同盟會本部在北京開會，宋教仁報告了與友黨談判合並的過程和條件，絕大部分黨人都讚成合並，在七十多名與會者中，隻有五人反對。合並遂成定案。8月13日，國民黨發表組黨宣言，提出五大主張：
曰保持政治統一，將以建單一之國，行集權之製，使建設之事，綱舉而目張也。曰發展地方自治，將以練國民之能力，養共和之基礎，補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厲行種族同化，將以發達國內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風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將以施行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民生計，以國家權力，使一國經濟之發達均衡而迅速也。曰維持國際平和，將以尊重外交之信義，維持均勢之現狀，以專力於內治也。13
8月25日，盂蘭節前一天，處暑時節的天空，一片晴朗。國民黨在北京騾馬市大街虎坊橋湖廣會館開六黨合並成立大會。直到這時，同盟會內對改組合並，仍有諸多歧見，以致會場上爭吵不休，鬧得比酷暑的天氣還要熱。
人叢之中，忽然有兩位女士直奔宋教仁麵前，二話不說，左右開弓，抽了他兩個耳光，然後大罵：“我輩初係秘密結社，為國犧牲，在所不惜。今雖功成，仍須團結，共策國事。乃爾曹出賣母黨，將官僚與投機分子摻入，事先又不曾向老同誌一一協商通過，如此擅作主張，批爾之頰，該也不該！”這兩人是同盟會女黨人唐群英、王昌幗。
宋教仁被打得眼冒金星，居然神色不變，鎮靜回答：“所責極是，我理當接受。不過，這次改組合並，業經海外各支部同意，有文件可稽。且未實行合並之前，各派報紙早已將消息披露，你們豈一無所聞之理。唯藉此女權高漲之際，自應以你們為鑒，我實敬佩。”
一番綿裏帶針的話，說得兩位秘密結社、不讀文件、不看報紙的女豪傑啞口無言，經大家勸告，隻得怏怏下台。宋教仁先被馬君武批頰，又被女黨人批頰，都能克製自己，平靜對待，甚至“唾麵自幹”，更顯其寬厚的局量與尊嚴。
這天大會，孫文遲到了，他登台作了演講。梁漱溟記錄當時的情景：“孫講話將完，左右（張繼等）頻請續講，不要他停，以致拖長數小時之久……從早八時開始，至此一整天，沒有休息用飯。尤其受罪的是正當盛夏，而列坐台上的多半穿西服，孫（文）、黃（興）二公並穿著大禮服，滿麵流汗，無時不在以手巾拭來拭去。卻是幸得終局，便算成功。”14
國民黨以理事會議為中央領導機構，大會投票選出9名理事：孫文、黃興、宋教仁、王寵惠、王人文、王芝祥、吳景濂、張鳳翽、貢桑諾爾布。眾人推舉孫文為理事長，但孫文對這個國民黨不感興趣，他宣稱自己要去修築二十萬裏鐵路線，縱橫五大洲之間。除孫文之外，宋教仁在思想上、能力上、人格上，均足膺選格，為黨內群情所歸向，遂成為國民黨的最高掌舵人。
國民黨一躍而為臨時參議院中第一大黨，章太炎宣布：“此後不再反對同盟會！”黃遠庸感歎：“宋君此次主持國民黨改組之功，於中華民國曆史上必有不可磨滅者。”15但依然有許多老同盟會員持反對意見，批評國民黨引進了大批舊官僚和立憲派，令同盟會的革命精神消退，甚至罵宋教仁是“同盟會第一罪人”，大抵是出於“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心理。
同盟會在共和時代舉步維艱，並非因革命精神渙散，恰恰相反，是革命精神太強，還沒培養出合作精神所致。總覺得滿天下都是敵人，清政府是敵人，袁世凱是敵人，舊官僚是敵人，立憲派是敵人，甚至連光複會、共進會這些革命盟友，似乎都成了敵人。世事就是這麼奇怪，當你認定某人是你的敵人時，往往他就真的成了你的敵人了。
宋教仁認為，現代政黨並不僅僅是革命黨的升級版，二者從目的、性質、手段上來看，都是全然不同的。他下決心以其他非革命黨勾兌同盟會，就是要改變同盟會的性質，淡化它的革命色彩，這是政黨化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他希望以國民黨這個大黨，主導國會，製約總統，把黨派對立導入正常的政黨輪流執政軌道中。
來自統一共和黨的吳景濂，與宋教仁懷同一抱負。為了在國會營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吳景濂告誡黨人：“此後主張，對大事應堅持，對小事取容讓，不可事事以大黨欺壓他黨，遭受反感。”16凡院內議事，需要成立審查委員會時，吳景濂總是要求國民黨、共和黨和民主黨按2：2：1的比例，選出審查委員。有國民黨議員不服氣地說，本黨人數倍於共和黨，為什麼審查委員名額一樣。吳景濂以一種坦蕩的態度解釋，人多的作用，應該體現在表決時，而不是在審查時。
宋教仁與吳景濂商定，一旦國民黨成為國會多數黨，則由宋擔任參議院議長，吳擔任眾議院議長。如果順利，則選孫文為大總統；如果不順利，則選袁世凱為大總統，但須由國民黨組閣。
在選舉前，宋教仁作了精密部署，派人到各省建立國民黨支部，作為當地選舉的指揮所。吳景濂說：“宋先生與我商討各省情形，認為湖北有黎元洪主持，國民黨選舉不易爭勝，非宋親赴鄂辦理，恐遭失敗。”於是，宋教仁風塵仆仆，奔走於武漢、長沙、上海、南京等地，親自視察黨務，激勵士氣，迎接國會選舉。黃遠庸在對北京政局作深入觀察後，承認“北京之國民黨，以所謂參議院派者占中堅，十之八九皆宋派也。故北京之國民黨本部，平心而論，實漸近政黨之模型”17。
宋教仁領導著氣勢如虹的國民黨，開始向國會進軍了。
國會選舉戰打響前夜，大名鼎鼎的梁啟超從國外回來了，為選舉帶來了新的變數。
梁啟超，廣東新會人，字卓如，號任公，生於1873年。12歲進學，17歲中舉，人稱神童，追隨康有為左右，絳帳侍坐，北麵備弟子禮。1895年，康、梁師徒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呼籲朝廷實行變革，一時天下風從。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被朝廷通緝，流亡海外。
梁啟超自稱是“少年中國之少年”，先後主辦《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報紙，發表了一係列鼓吹變法的政論文章，在海內外擁有萬千讀者，影響廣泛。
命長不怕家鄉遠，流亡者今天終於光明正大回國了。梁啟超回國前，袁世凱專門為他騰了一所行館，收拾得幹幹淨淨。後來，梁啟超不知怎麼說了一句“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賢良寺”，傳到了袁世凱耳朵裏，馬上飭人打掃賢良寺，讓梁啟超入住。梁啟超不禁為之歎服：“此公之聯絡人，真無所不用其極也。”
康有為、梁啟超一直認為戊戌變法是被袁世凱出賣而失敗的，所以對袁世凱懷著深仇大恨，康有為始終反對梁啟超與袁世凱合作，但梁啟超覺得，國體更始，黨派胥融，現在該是政治和解、共濟時艱的時候了。
在總統舉辦的歡迎會上，梁啟超與袁世凱見麵了，互相表達敬意。體形矮胖的袁世凱說：“值用賢之際，高才駕臨，實乃國家之福！”容貌清臒的梁啟超欠身回答：“今我受此盛名盛情，當擯棄一切雜念，唯臨時大總統馬首是瞻，以諸位賢達作楷模，為了國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但梁啟超還有另一個冤家對頭，就是同盟會。同盟會一向把梁啟超視作保皇派，不遺餘力地攻擊，雙方在海外屢次爆發論戰，形同水火。這段恩怨，比跟袁世凱的恩怨，更難化解。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在第一屆內閣名單上，曾有人提議讓梁啟超入閣，但被同盟會領袖否決了。現在孫文、黃興均已解職，宋教仁也完成了同盟會的改組，為和解提供了可能性。
當時政黨以國民黨、共和黨為大。一般人預計，未來國會，國民黨將占60席，共和黨40席，還有約20席遊離席，將是決定國會向背的關鍵。於是，湯化龍、林長民、孫洪伊等人，撮合共和建設討論會、國民協會、統一黨、共和促進會等小團體，組織第三黨——民主黨。湯化龍、林長民等人，都是梁啟超的親密夥伴，政治立場十分接近。民主黨的幹事長是湯化龍，但實際靈魂人物是梁啟超。
沒有黨派競爭的議會，便失去存在的意義。政治權力的製衡之道，民主國與專製國都差不多，隻不過民主國更加複雜，製衡的維度更多。梁啟超不僅主導著共和黨、民主黨的走向，而且他與宋教仁亦惺惺相惜，視彼此為政黨競爭的最大對手。據梁漱溟的記述，宋教仁曾密訪梁啟超，表示應像英美那樣，實行兩黨輪流執政。在即將到來的國會大選中，若梁啟超當政，他願在野相輔；如果他當政，則請梁啟超善意監督。梁漱溟說：“這原亦是梁（啟超）的夢想，對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18
這是一個曆史為中國驕傲的時刻，甚至在1776年的美國，也沒有出現如此激動人心的場景。在兩位政治家身上，顯現了一種真正高貴的尊嚴和氣度，是那些唯知爭權、心地齷齪的政客所無法理解的。
宋、梁這次見麵，雖未見於其他史料，有史家認為孤證不立，但追溯宋、梁二人的思想脈絡，完全符合他們的政治理念與性格，不立亦立。
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國會應在1913年1月11日前召集，但因為《國會組織法》和《議員選舉法》未能按時出爐，許多籌備工作，無從開展。
1912年8月10日公布《國會組織法》、《議員選舉法》。規定國會由參、眾兩院組成，參議員由各省議會議員選出，每省10人，蒙古27人，西藏10人，青海3人，中央學會8人，華僑6人，共274人。眾議院由各地人民選舉產生，每人口滿80萬選出1人，人口未滿800萬的省，也可以選出10人，共59人。參議員任期6年，每兩年改選1/3；眾議員任期3年，屆滿全部改選。對選民資格，亦作了詳細規定，由各省區編造選民名冊。
1912年9月5日公布眾議員選舉日期令，規定於1912年12月10日進行初選，1913年1月10日進行複選。1912年12月8日公布參議院議員第一屆選舉日期令，規定蒙、藏、青在1913年1月20日選舉，各省、中央學會和華僑2月10日選舉。
時間表既定，各地的選舉氣氛便逐日升溫，愈炒愈熱了。各地城鎮鄉村、茶樓飯館、街頭巷尾，忽然喧鬧起來，多了許多來拉票的競選者。他們帶著各自的助選團，當時還沒有電氣化的擴音設備，大家都是敲著銅鑼高喊：“××黨×××來發表競選演說了，歡迎大家來聽啊！”於是路人紛紛駐足，圍攏聆聽。對這種場麵，讀慣《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記者，多加以冷嘲熱諷，但今天回過頭看，無論多麼幼稚，自有其令人動容之處。
史家張玉法記錄了候選人的造勢手法：
在競選活動中，有助選團體及政黨參與其中。政見多較空洞，不過主張內閣製或總統製，抨擊政府或譽揚政府，炫耀己黨或攻擊他黨，炫耀自己或攻擊其他候選人。其競選方法，或開設夜塾，教授選民寫候選人姓名；或預印候選人名片，以便選民攜入選舉場內摹寫；或張貼海報、標語，吸引選民注意；或以報刊宣揚政見和己黨候選人之長；或旅行各地，發表演說，或以各種優待方法（如免繳黨費），拉初選當選人入黨。19
清末曾經投票選過谘議局議員，但那隻是省一級的“谘詢機關”，不是真正的國家立法機關。時隔三年後的國會選舉，各項選舉法規，比三年前完善很多。除了沒有現代的電視、廣播、電子媒介之外，其他造勢拉票手法，和民主國家的選舉大同小異。
鄒魯，廣東大埔人，清末曾在廣東谘議局工作過，受過一定的議會政治訓練，是一位製度主義者，相信好製度能夠救中國。革命成功後，胡漢民給了三個職位任他挑選：一是瓊崖鎮守使，一是潮梅綏靖處長，一是廣東審計處長，統統被其婉拒，他心馳神往地說：“我要競選國會議員。”中華民國第一屆正式國會，主要任務是製定國家根本大法，關係國運民生，所以他要參與。
鄒魯在廣東第三區（潮汕地區）參加眾議員選舉。他曾經在家鄉和廣州創辦過學校，桃李遍地，呼聲很高，他沒有用什麼“優惠”去拉攏選民，得票卻遙遙領先。投票站前，經常聽到有人洋洋得意地高呼：“我選鄒魯！”似乎選鄒魯便可自證清白。最後，鄒魯和另外三位國民黨人當選。
在這次國會選舉中，全國投票人數約為400萬，占4000萬合資格選民的十分之一，舞弊現象，確有所見。如金錢買票、酒宴款待、車船迎送，還有贈送金徽章、燕尾服，甚至鴉片；有的地方甚至發生選民哄搶選票事件。比如在武昌，有一人搶得幾十張至幾百張選票；有人代別人填選票；有的選區發生暴力衝突，投票站被人砸毀；也有的複選議員由初選議員私相授受，每票可賣得四百銀洋；以致有人在街頭張貼公啟，諷刺選舉是“君主專製，賈賣禦史；富豪專製，典賣議員”。
早在清末選谘議局議員時，朝野都有憂慮，擔心中國民智未開，民眾文化程度太低，無論學養與經驗，均不夠格搞選舉，若選舉中弊案紛紛，反而會對社會價值體係造成衝擊。這種論調，貫穿於中國百年憲政史上。其實，之所以要投票選舉，正是基於人民的專業水平不足以直接從政，需要用選票選出他們認為夠資格的代表，代他們去從事政治這一認識。自由主義者喜歡說“人人生而平等”，但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生而不同，唯一可以體現“平等”的，也許就是一張選票了，因為無論你是總統還是乞丐，你手上那張選票的價值是一樣的。
從第一屆國會的選舉情況來看，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黑金選舉、黑道選舉等嚴重違法現象，大多數所謂“弊案”，更像狡黠的鄉下人在市集的討價還價，是一種比較單純、幼稚、貪小便宜式的小把戲。
誠如國會議員劉振生所說：“第一屆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的選舉，是在辛亥革命勝利後不久舉行的，那時候政治勢力影響選舉還不大，金錢運動之風亦較小。當時操縱選舉的，是各省省議會和縣議會。”20由於中國紳權自治的傳統傳衍甚久，基礎雄厚，紳權與民權是血緣最近的近親。選舉並沒有出現天下大亂的局麵。
橋搭起來自然有人過，民主訓練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行民主。孫文有先見之明，在約法上加了一條“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恒為防範獨裁者而設，而主權最重要的體現方式之一，就是國民手中的選票。無選票，談何主權？
第一次選舉，偶有亂狀，不足為奇，初生之物，其形必醜，隻要逐步完善法製，積累經驗，規矩繩墨，建立健康的選舉文化，可以預期，這些亂七八糟的現象，必定會一屆比一屆少，民主政治必定可漸入佳境，無須因噎廢食。
誰謀殺了中國“憲政之父”宋教仁？
1913年春，國會選舉順利完成。製定憲法的問題，便提升至議事日程的第一位了。鬥爭性極強的國民黨議員，認定袁世凱是敵人，凡事與其對著幹，政府說西，他們一定說東；政府說好，他們一定說不好；袁世凱主張先選總統，後定憲法，他們就要反過來，先定憲法，後選總統。很多時候，並非出於堅定的政見，而是為反對而反對。今天一個彈劾案，明天要把國會搬離北京。國會屋簷下，無一日風平浪靜。
永遠的爭吵，讓人懷疑國會是個無效率的清議場所。當年有人在《真相畫報》上諷刺：“甚麼子叫黨，甚麼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進讒言把他害；甚麼子叫改，甚麼子叫革，排擠與鑽營，更比從前了不得。”有人開始不耐煩了。國會剛成立，《獨立周報》創辦人章士釗就提議，撇開國會，由各省都督推舉代表自行組織憲法起草委員會。江蘇都督程德全公開支持，廣東都督胡漢民、江西都督李烈鈞、陝西都督張鳳翽、福建都督孫道仁等國民黨地方大員齊聲附和，以為這樣可以掌握製憲主動權。
然事實證明，破壞程序者，害人終害己。這時袁世凱正琢磨繞開國會的辦法，國民黨竟送禮上門。他當即順水推舟，命令各省推舉代表，快快入京。國民黨人這才如夢初醒，不顧原先的主張，掉過頭來痛斥袁世凱想剝奪國會的製憲權。
3月9日，宋教仁在南京發表對製憲問題的政見。從他的談話中，流露出對這種現象的擔憂，他說：“憲法問題當然屬於國會自定，毋庸紛擾。至於先定憲法後舉總統，本光明正大之主張，不能因對人問題以法遷就之，亦不能因對人問題以法束縛之。吾人隻求製定真正之民主共和憲法，產生純粹之政黨內閣。此後政治進行，先問諸法，再問諸人。”21
袁世凱也有相同的擔心，早在國會選舉前，他便寄語國民黨人：“此後當為全國製定憲法，不當為防閑人製定憲法；當為總統辦事地方製定憲法，不當為防製一人製定憲法。”22宋教仁在南京的講話，對緊張對峙的氣氛，頗有緩和作用。袁世凱遍視國民黨營中，亦唯有宋教仁是可以坐下來商量事情的人，便誠邀他赴京共商國是。宋教仁欣然從命。
於是，黃興、唐紹儀、陳其美、鄒魯、王寵惠等國民黨人聚集上海，準備共同起草一份政見書，由宋教仁呈送總統。鄒魯說：“對於立法，應堅持約法中主權在民的精神；對於行政，則注重黨員在內閣中的作用。”23這與宋教仁的觀點，所見略同。
政見書內容大致為：第一，單一國製；第二，責任內閣製；第三，國務總理由眾議院推出，以促責任內閣之成立，其他國務員由總理組織之，不須國會同意；第四，主張省縣並為自治團體，有列舉立法權，惟不得與中央立法相抵觸，至於自治行政之範圍則以地方財政、地方實業、地方交通、地方工程、地方學校、慈善公益事業為限。宋教仁的朋友徐血兒追述：“時國會議員多聯袂來滬，先生（宋教仁）與以商榷政見，複多相合，乃約予為之起草國民黨大政見。先生口述，而予則筆錄之，三日始成，僅及大綱。先生複略加修改，擬至京時，與本部議決後公布天下。”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