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員們分途登船，揮手作別。4月8日，維多利亞港一聲汽笛，恓恓惶惶的千裏大遷徙，就在這個“路上行人欲斷魂”的黃昏，從香港起程了。
吳景濂到達上海後，與唐紹儀、孫文等見麵，征詢對時局的意見。這時的南北關係，基本上是徐世昌與岑春煊聯洽，段祺瑞與孫文聯洽。徐世昌想避開南北國會，直接與廣州軍政府談判；但段祺瑞卻想繞開廣州軍政府，由王揖唐的安福國會與林森、吳景濂的舊國會攜手合作，共同製憲。
留在上海固然好，但米價方貴，居亦弗易。況且，這是皖係大將盧永祥（浙江督軍）的地盤，雖然孫段綰合，春暖花開，盧永祥對國會無比歡迎，但當年國會是與皖係鬧翻，才南下護法，現在南方待不下去了，又回到皖係“懷抱”，麵子上未免有點難堪。
正當林森、吳景濂猶豫不決之際，軍政府在香港控告伍廷芳攜款潛逃，訴訟成立，伍廷芳彙到上海彙豐銀行的錢被扣留了。水龍頭一關上，馬上有斷炊之虞。這件事促使林、吳下決心離開上海了。5月5日，在上海的舊國會議員召開談話會，決定遷往雲南。5月15日發表宣言，定於6月1日第一批議員動身。但後來又延期了，似乎是為了等孫文、唐紹儀、伍廷芳等人正式對外表態。
6月2日，孫文、唐紹儀、伍廷芳、李烈鈞在孫宅開會，林森、吳景濂、王正廷、褚輔成等兩院正副議長都出席了。會後，三位在滬的前總裁，加上唐繼堯，四總裁聯名發表宣言，否認廣州軍政府和國會，宣布在雲南組成合法的軍政府，責成南方議和總代表即日與北方議和總代表恢複和談。當天，王揖唐便接到唐紹儀送來的公函，昔日求見一麵而不得，今日竟主動送上門來，何前倨而後恭也，王揖唐鹹魚翻身，其喜可知。諧謔者又戲言“王揖唐亦揖王”了。
但這時國務院卻給王揖唐來了一電，提出連串疑問：唐紹儀的總代表，是軍政府委派的，今唐否認軍政府，這個總代表資格是否還存在？上海不是西南範圍，孫文、唐紹儀、伍廷芳諸總裁，或已辭職，或已離任（唐紹儀從未就職），現在僅以私人資格在上海的私邸集議，是否能發生效力？孫、唐、伍諸公既已否認軍政府，將來和議有成，軍政府是否接受遵行？
這些都是非常現實的必答題，非顧左右而言他可以搪塞得過去，否則，到最後和會必然又淪為一出自導自演、自彈自唱的軒輊戲。但安福國會急於恢複上海和談，生怕國務院攪局，6月7日，派了20名議員，到總統府求見徐世昌，要他澄清對上海和會的態度。徐世昌避而不見，議員們死也不肯離開，在總統府門前喧鬧不休，僵持至晚上10時許，秘書長苦苦相勸：總統今天抱恙，各位議員明天再來吧。
翌日上午，安福俱樂部的頭頭在太平湖開會。有人提議，徐世昌與軍政府直接議和就是破壞和平，國會應提出彈劾。但又擔心彈劾案提出後，萬一國會通不過，豈不更長他人誌氣，滅自己威風？最後決定由兩院議長親自到總統府，向總統提出質問，並由兩院通電讚成上海和會，這樣才稱得上是合法的和會。
下午，參議院議長李盛鐸、副議長田應璜、眾議院副議長劉恩格一起去見徐世昌。徐世昌終於露麵，他不動聲色地傾聽，聽畢對大家說：“一，政府並無不信任王揖唐；二，軍政府發生內訌，政府當然可以置身事外；三，軍政府已改派溫宗堯為南方議和總代表，政府尚未承認，所以政府並無違法行為。”
聽起來，雙方都在談論法律，但誰也沒有真正可憑的法律依據，法律一詞出現愈頻繁，隻說明離法律愈遠。南北關係形如一團亂麻，誰是正宗國會，誰是冒牌國會，誰能代表政府，誰不能代表政府，甚至誰才是合法政府，雲裏霧裏，都在各說各話。連最基本是非黑白都沒分清，說什麼與這個代表談，與那個代表談，全是空談。
當北方國會和總統討價還價的時候，南方國會開始了西遷之旅。從雲南傳來的消息說，唐繼堯與當地“實力派人士”，對國會口頭“歡迎之至”，但內心都是一百個不願意。大家頓時冷了半截，謀劃半年，曆盡曲折，以為山清水秀的雲之南、四季芳華的春之城，已為他們搭好舞台，原來卻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隻好匆匆更改行程，改去重慶。伍廷芳從帶到上海的關餘現款裏取出一部分錢，發給每位議員300元路費，包下了美商隆茂號輪船，從上海直航重慶。
吳景濂回憶說：“決議後，一方通知雲南兩院同人，一方電商四川督軍呂超、省長楊庶堪，得呂、楊之複電歡迎。予同林議長及兩院議員遂定於9月7日由滬啟行。”然而，縱觀大局，無論在北方，還是南方，政治被軍人把持，遍地烽煙，根本沒有一個行憲的環境，國會無論搬到哪裏，都唯有依附實力派。其結果都是為強僭的軍人、政客製造機會，而民主共和，則漸行漸遠。曾經有過一線憲政微光，卒在政潮的反複震蕩中幻滅。
船過漢口時，適為夜晚，要在碼頭停泊一晚。當時湖北督軍王占元是直係大將，他會不會扣留議員？吳景鐮內心七上八下。好在一夜無事，王占元沒有為難議員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憑他們的船通過。
船過夔門，這裏已屬四川地界，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流浪者們都鬆了口氣。當地護法軍在岸邊列隊歡迎。稍事休息後，繼續西進，後二日船抵萬縣。
愈接近重慶，空氣中的不安氣氛愈濃。在萬縣停泊時，有幾名基督教會的英國人，登船拜訪吳景鐮和林森，向他們申訴：“萬縣向由滇軍駐守，今滇軍調走，易以川軍。自接防以後，軍隊騷擾居民，人避其禍，紛往教堂避難，教堂地方過小，不能容下避難人民，商船均停泊，不能運貨，民怨沸騰。兩院議長路過此地，兩岸船均停航，能否到重慶後，請軍事當局更換良好軍隊來此。”
林森通英文，翻譯給吳景濂聽，兩人都啼噓不已，什麼護法軍，茶毒百姓比北洋軍還凶猛。川滇人民，有什麼眶毗之忿，竟鬧到今日血仇骨怨，互相屠戮不止。過了萬縣，江上船隻漸漸稀少，往下遊去的多，往上遊去的少；難民打扮的多，做生意的少；昔日沿江回蕩著纖夫“船老板吃什麼菜——鹹菜”的號子聲，高亢而淒愴，如今也難得一聞了。
9月19日到了重慶以後，他們更加失望。川、滇、黔三軍在成都、重慶之間混戰，殺得難分難解，百姓紛紛逃亡，以避鋒鏑，村莊城郭被焚，煙火終日不息，新鬼煩冤舊鬼哭。原來表示歡迎國會的呂超、楊庶堪，正節節敗退。一場秋瘟剛剛過去，重慶街頭大兵比百姓多，蒼蠅比大兵多。由褚輔成率領，從雲南入四川的議員，在敘府遇上川、滇兩軍激戰，炮聲隆隆，彈雨橫飛，嚇得大家麵如土色。還好，當兩軍知道議員過路後，同意暫時休戰，派船送議員赴渝。議員們喘息甫定，以為逃出了虎穴，誰知又入狼窩。船剛過敘府，遇上土匪攔船打劫，流彈把褚輔成的草帽也打了個窟窿。四川袍哥天下聞名，一聲斷喝“日你先人板板”，議員們腿都軟了，眼睜睜看著他們把行李統統搬到岸上。
土匪首領盤問褚輔成：“你們是什麼人？”褚老老實實回答：“我們是國會議員護法的，有護法大旗和兩院守衛。”首領一聽，竟哈哈一笑，抱拳說：“對不住，諸位為護法、為國家奔走，來到四川，兄弟我不知，殊為失禮。”
他下令把搬到岸上的行李，統統搬回船上。但他看見船上有一名穿滇軍製服的士兵時，卻勃然變色說：“這是雲南狗，是我川人之敵，應即斃之！”土匪們一擁而上，把這名無辜的小兵拖到岸邊，一槍崩了。事後，褚輔成把這個驚險經曆告訴吳景濂，吳歎息說：“於此可見川滇人民，互相仇視甚深！然尤可歎者，我等護法奔走萬裏，不能令人民了解，而反得土匪之致敬，豈非一大怪事乎！”
其實土匪與人民一樣不了解他們的護法，如果了解，他們的命運，恐怕比起那個滇軍士兵，也好不了多少。
兩路議員在重慶會合，人人滿麵風塵，各有憔悴可憐之色。這時四麵兵荒馬亂，一夕數驚，別說製憲，就連正常的開會都有困難。議員們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赴私人宴請上麵。種種聳人聽聞的消息，在推杯換盞間，紛紛流傳。時而說黔軍已全軍退出重慶，對川軍掛起免戰牌；時而說李烈鈞的滇軍已開入重慶坐鎮。時而又說劉湘、熊克武率領的川軍，已浩浩蕩蕩，殺奔重慶。
吳景濂回憶：“予等見川軍內部之紛擾，無力為之說和統一，如不離渝，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於是，決定盡快撤離這座危城。10月14日，在重慶板凳沒坐熱的議員們，又一窩蜂上了隆茂船，循原路逃往上海。兩岸猿啼，巴江濤聲，仿佛都化作漁陽鼙鼓，令人心驚肉跳。
隆茂船隻能到宜昌，不能直下上海。船剛泊岸，便有人上船報告，宜昌鎮守使奉王占元密令，將對林森、吳景濂兩位議長有所不利。林、吳二人大驚，趕緊商量脫身之計，決定全體議員在宜昌暫住，掩人耳目，林、吳二人秘密搭怡和船，先行赴漢口。
他們上船後，沒有艙位，隻好擠在船員的房間裏。到漢口後，碼頭上全是荷槍實彈的“二尺五”（士兵），步槍全裝了刺刀。兩位議長好不容易躲過密探耳目，蒙袂輯屨，入住日租界，然後再轉搭寧紹輪船公司的船去上海。重陽前夕，江涵秋影雁初飛，林、吳二人比掉了隊的南飛雁更加倉皇。他們身上隻有13元錢，連吃飯都不夠，幸虧在船上遇見故友，借了錢買船票，才得以逃離漢口。情形狼狽不堪。
這條航線，正是武昌首義後，各省代表為製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從上海奔赴武昌的路線。天還是那片灰蒙蒙的天，水還是那些渾濁濁的水，滿江風帆，一如往昔。當他們重走這條航線時，不禁迷惘自問：這九年三千多個晝夜，我們是往前走了，還是往後退了？曆史的河流，究竟要把中國送往哪裏？
安福國會倒閉
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出路的，至少在20世紀20年代來臨時，似乎再度閃現出一線光芒。這就是愈來愈頻繁出現於輿論中的“聯省自治”運動。
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聯省自治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題目。聯省自治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太平天國時期。由於朝廷實行各省督撫“就地籌餉”政策，財政權漸次落入地方督撫之手，漢臣崛起，地方勢力坐大。1900年，北方發生義和拳運動，八國聯軍入侵京師，東南各省實行“東南互保”；在知識界，以康有為弟子歐榘甲的一篇文章《廣東人之廣東》為號角，吹醒了沉睡在宗祠族譜裏的地方主義意識。省界觀念，發揚光大，實為聯邦主義思想導夫先路。
民國初年，承清末立憲運動之風，思想解放，許多關係國家大政的議題，都有過廣泛的討論，諸如國體問題、憲法問題、國教問題、政黨問題、軍隊問題，等等。對中國是否實行聯邦製，有過爭議，許多政治黨派和人士都各抒己見，獻可替否。同盟會內，以宋教仁為代表的“中央集權主義”，與以胡漢民（實則是孫文）為代表的“地方分權主義”，便發生過一場著名的論戰。
隨著袁世凱的上台，種種舉措，皆顯出挑戰約法的意味。國民黨意見漸趨於一致，地方分權成為主流，馬君武宣稱：“地方集權為吾黨所主張，而李都督（烈鈞）為實行本黨之第一資豪，深願猛進不怠，讚成新江西，以為中國模範。”這種以建設“模範省”為標榜的地方主義，在南方開始流行，為“二次革命”時南方省份的獨立，以及1917年西南護法省份的“自主”，做好了輿論與心理鋪墊。
1917年以後，國家綱紀墮弛，社會變亂百出，政治充滿詭詐暴戾，各地軍閥為爭奪地盤，大開殺伐，無時或息。但不幸中的大幸，這種戰爭，都是發生於局部，尚未演變成全國性的內戰。因此，從中央到各地政府，為了鞏固自己的地盤，在其統治區域內，一般都願意實行較為開明的經濟與文化政策，希望厚生利用，收聚民望。不僅工商業有長足的發展，在文化學術上，亦呈現一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自由風氣，“新文化運動”於焉勃興。而聯省自治的思想，亦即從這一時期的潮流激蕩之間，涵育蘊隆而出。
不少文人學者認為，自袁世凱之後，中央政府已漸衰敗，逮乎南北分裂，誰也無力統一全國，與其連年征戰，不如實行聯省自治，仿照北美十三州在獨立戰爭後脫離英國統治，經過十一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聯”，進而建立“聯邦”的曆史範例，為久經戰禍、厭亂求治的國人提供另一可行選擇。
聯省自治的主張一經提出，風起水湧，人心歸向。其領軍人物，包括蔡元培、鄒魯、張繼、吳稚暉、章太炎、熊希齡、王正廷、胡適等人。甚至連曾經力主中央集權的梁啟超，也改弦易轍，大倡地方自治之說，提出“各省乃至各縣市皆宜自動的製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國家須加以承認”。
與聯省自治緊密關聯的，還有一個“廢督裁兵”運動，旨在推動軍隊國家化。督軍之設，沿襲清代的巡撫製度。辛亥革命時，因舉事者大多是新軍，故設都督以為統領。民國元年，黎元洪主張軍民分治，即希望解決都督權力過大的問題，但受到各方抵製，無疾而終。都督幹預內政，乃自宋案發生後，粵、湘、贛、皖四省都督聯名抗議，發動“二次革命”啟其端。到督軍時代，更一發不可收拾，在京開督軍團大會，逼總統解散國會，專橫跋扈，任意妄為。時人批評：“所謂中央集權者，直為二十餘省之督軍集權耳。”
徐世昌上台後，頗思整治這一“叢林政治”的局麵，裁抑軍人勢力，然孤掌難鳴，弱勢難挽。雖說南北停戰議和、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聯省自治運動、廢督裁兵運動，都發生在這位年過花甲的“退耕老人”任內，洵稱北洋的黃金時代，但奇怪的是，卻沒有多少人會把這些事情與徐世昌聯係起來。在鼓詞演義裏，徐世昌已被固化為一個無權無勇的“橡皮圖章”形象。曆史的冷暖，往往令人谘嗟不已。
1919年12月，馮國璋病逝，曹錕成了直係首領。駐防湖南的吳佩孚旋即提出撤防北歸，名義上，直軍久戍南方，思鄉心切，準予撤防，俾慰懷鄉之望，實際上，向皖係正式攤牌，決以一戰定輸贏。
南方軍政府答應，秘密接濟直軍開拔費60萬元，但求送神出門。1920年5月25日，吳佩孚的第三師分水陸兩路，自動向北撤去。雨季的天空，濃雲密布，一望無際的湘江上灰色船帆，鋪江而來，不知凡幾。吳佩孚由衡陽乘新鴻運火輪向長沙進發。直軍士兵把軍械全部收起，在船上扣舷高歌一曲《滿江紅》：“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複舊山河！卻歸來永作蓬山遊，念彌陀。”
6月10日吳佩孚抵達鄭州，向前來歡迎的河南官紳軍人發表演說，宣布：“此行目的，在擁護總統，抵製安福，取消對外各種密約。”然後又馬不停蹄，趕往保定，與曹錕見麵，公布三條方針：第一，擁護現任內閣，不反對段祺瑞；第二，各省防軍一律撤回原防地，南軍可暫從例外；第三，宣布安福係罪狀，請求政府解散安福俱樂部。通電一經發表，得到13個省的讚同。
吳佩孚兵臨城下，北京亂成一鍋粥。段祺瑞速調徐樹錚的西北邊防軍布防北京外圍。6月成立定國軍，自任司令，宣布討伐直係。內閣總理靳雲鵬是吳佩孚的同鄉，昔日吳在保定速成學堂習測繪時，靳雲鵬是教官，兩人有師生之誼。如今吳佩孚是反皖急先鋒，靳雲鵬每天在皖係包圍之中，亦覺如坐針氈，因此一再堅辭求去，總統不批準，他就躲起來不上班了。
7月4日，徐世昌下令開去徐樹錚本兼各職，戰爭旋即爆發。7月14日，直皖兩軍在京津鐵路和京漢鐵路線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帶開戰。奉軍打著“武裝調停”的旗號，大軍壓境，支援直軍。鏖戰五天，皖軍大敗，史稱“直皖戰爭”。
徐樹錚隻身逃入了北京的六國飯店，安福係的要人們作鳥獸散，紛紛逃入東交民巷避難，箱籠蓋鋪，絡繹於途。段祺瑞不禁悲歎，一人失算，三軍蒙羞，遂黯然引咎辭職。7月25日，奉軍闖入安福俱樂部搜查。7月29日，北洋政府下令通緝禍首10人，安福國會議員梁鴻誌、王郅隆，赫然在列，不過這些人大都已躲進外國使館避難了。在上海，李純亦以有人舉報王揖唐勾結民黨，收買會匪，煽惑軍警，意圖擾亂蘇省，即電請政府嚴拿懲辦，並谘請滬上各國領事請予引渡。京師衛戍司令部開出賞格，拿獲王揖唐賞三千大洋，嚇得王揖唐連夜逃往日本。
曹錕、李純、靳雲鵬和各省代表在天津開會，討論善後問題。會議通過幾項決定：一，解散安福國會，以舊選舉法改選國會；二，請靳雲鵬複職；三，取消上海和會；四，撤銷參戰軍、中日軍事協定；五，停止參戰借款。
有人勸徐世昌對國會網開一麵，以免因國會倒台而令他的總統合法性受到動搖，徐世昌淡淡一笑說：“選舉總統，為國會應盡之職務，既經選出之後，則國會自國會，總統自總統，絕無連帶之關係。國會可以彈劾總統，總統亦可以解散國會。況我欲去安福國會，亦無須下令，但下一令，逮捕安福罪魁，解散安福機關，則安福國會不解散而自解散矣，與我之地位有何影響？”
徐世昌指出，安福俱樂部不是一個政黨，既無政綱，亦無政黨的組織架構，純屬“構亂機關”。8月4日，下令解散安福俱樂部。安福胡同內，便隻看見士兵的槍刺與靴子，再也看不到滿臉春風的政客出入了。8月7日，北洋政府補發了一個通緝王揖唐的命令。
北京城還沒恢複平靜，居民仍然躲在家裏不敢外出，飯館、戲院冷冷清清。8月19日，李盛鐸議長、劉恩格副議長，假座江西會館，設宴招待曹錕、張作霖。第二天又由全體議員公宴一次，對曹、張表示謝忱，謝其“不殺之恩”。
8月30日，安福國會宣布閉會，卷堂大散。
當年袁世凱也是通過解散國民黨，逼國會自動解散，如今徐世昌師法袁氏，襲人故智。但二者略有區別，就總統方麵而言，袁世凱是主動的，徐世昌是因直皖戰爭發生而被動的；就國會方麵而言，民二國會產生的程序基本合法，安福國會的產生程序則大有疑問；就黨團方麵而言，當年國民黨確實策動了許多法外活動，觸犯了刑律，而今天安福俱樂部並沒有太多違法之處，隻因為政治上不能見容於直、奉兩係而已。
在健康的代議政製國家，國會唯一的力量來源，就是民意。它能夠與行政對峙，能夠聲大夾惡、指手畫腳，也全憑民意。民眾對代議政製愈感興趣，愈願意為它承擔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代議政製就愈穩固。相反，如果當國會遭到攻擊時，民意表現冷淡，說明它缺乏合法性資源，那麼它注定是鬥不過強大的行政力量的。一個國家的代議政製是否健康，看國會遭到攻擊時民意的反應，就可以知道了。北洋時代，國會多次被解散，民意的反應都是極其冷漠，甚至幸災樂禍。這樣的代議政製，怎麼可能持續得下去？
戰後各派勢力，重新洗牌。吳佩孚出任直、魯、豫三省巡閱副使一職，駐節洛陽，“洛吳”一時成了政治舞台的聚焦中心。8月1日，吳佩孚親自製定了國民大會提綱：
一、名義：國民大會。
二、性質：由國民自行召集，官署不得參與或監督，以免官僚政客把持操縱。
三、宗旨：國民自決統一善後、製定憲法與修正選舉方法，以及一切重大問題，地方不得借口破壞。
四、會員：由全國各縣農、工、商、學各會，互舉一人為初選，如無工商等會組織，寧缺毋濫。初選會員由各省複選五分之一，齊集天津或上海成立開會。
五、監督：由各省縣農、工、商、學各會會長，互相監督，官府不得幹涉。
六、事務所：由各省縣農、工、商、學總會，共同組織為各該省總事務所，由該所電知各縣農、工、商各會，克日成立各縣事務所。
七、經費：由各省縣自治經費項下開支。
八、期限：限三個月內成立開會，限六個月將第三條所列各節議定公布。
吳佩孚對國會問題，已極不耐煩，打算全部推倒重來，連國會、臨時參議院一並推倒，徹底還原到白紙上，由全體國民自決憲政路徑。這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上對國會、製憲等問題的一種普遍心理。因此，吳佩孚資望雖淺，不足當北洋元老巨公之目，但各地民間積極響應，紛紛成立國民大會籌備會、國民大會策進會等團體。而奉係張作霖等人，倚老賣老，對吳佩孚橫挑鼻子豎挑眼，靳雲鵬直言：“召開國民大會簡直是要革我們的命！”這為日後直、奉兩係決裂，刻下了第一道裂痕。
9月10日，由駐節保定的曹錕領銜，各省軍民政長官31人聯名通電，指出：“現在新舊國會，怠棄職務，不滿人民之願望。複以黨派關係，不足法定人數，開會無期。而時效經過，尤為法理所不許。”因此，他們建議“根據舊法，重召新會，護法之義既達，則統一之局立成”。13然而，安福國會並沒有明令解散，法律上依然存在，怎麼可能繞過它，回到民國元年呢？但如果要給它安一個違法的罪名，又會牽扯到徐世昌總統的合法性問題，真是進退兩難。
孫文、唐紹儀、伍廷芳一致認為，岑、一陸等人把持的軍政府已倒台，北京與他們簽訂的和平協議，已跌穿底價，成廢紙一張。但對於徐世昌來說，好不容易才逮到這麼一個機會，實現哪怕隻是名義上的統一，亦不肯輕言放棄。
徐世昌唯有一麵下令籌辦統一善後事宜，一麵著內務部依照民元的《國會組織法》與兩院《議員選舉法》，督促各省區長官，迅速籌辦選舉，1918年由臨時參議院修訂的組織法、選舉法，統統無效。中國的官僚政客們，動不動就宣布回到民國元年。然而，很多東西不是說推倒就能推倒的，房子倒了，瓦礫還在，石頭一經出現，就無法消失。想回到民元，回得去嗎？
自政府宣布籌辦國會選舉以後，各省議論紛紜，質疑聲不絕於耳，而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督軍盧永祥的意見。他在1921年3月3日發表通電稱：“即此一新國會，一舊國會，已多難解決之問題；若再發生一新國會，其困難當更甚於今日，非治絲益棼而何？況以現勢而論，滇黔粵川湘五省，其不能舉行選政，已屬顯然，其他各省，尚難預計……即幸而粉飾告成，是否不為統一上之障礙物，當不待煩言而解。”
盧永祥的話，句句在理，但出路何在，卻茫然無知。北洋政府除了以舊瓶裝新酒外，別無他法。恢複民二舊國會，通不過南方這一關，因為南方國會聲稱自己就是民二國會；保留安福新國會，南北都通不過，隻能硬著頭皮選新新國會。
國務院在3月24日通電，催促各省區速辦，務必於4月底一律選舉完竣，勿再延緩。但最後全國隻有蘇、皖、魯、晉、陝、甘、新疆、東三省、蒙古11省區舉行了選舉。選出的議員，被稱為“新新國會議員”，又稱“民十議員”。
但種種法理問題，均未理順，倉促上馬，注定行不得也。結果是不選也煩，選了也煩。因為達不到召集國會的要求，選出的議員無法開會。新新國會議員們，終日在北京吃喝玩樂，無所事事。
孫文放棄和談
當皖係戰敗，安福解散時，南方也曾作出積極回應。1920年10月24日，軍政府政務總裁岑春煊、陸榮廷、林葆懌、溫宗堯同時宣布解除職務，依法召集國會，遵循法規，與民更始。軍政府忽然答應南北國會同時取消，事實上，並非“與民更始”，而是自身麵臨著與安福國會同一命運：催命判官找上門來了。
兩年前帶著20營粵軍，開赴閩南護法的陳炯明，披荊斬棘、冒險犯難，在閩南開辟了一片擁有26個縣的護法區。1919年春至1920年秋，其間，他以高漲的熱情，推行地方自治的政治實驗，積極訓練軍隊，整飭軍紀，改良幣製，修築公路，整理教育，派遣青年赴法、美、英、日留學；創辦《閩星》雜誌和《閩星日刊》，提倡社會主義，推動新文化運動，又常常邀請文人學者到漳州討論學術，研究新思潮的發展趨勢。
人們常說湖南是最早推行自治的省份，固然沒錯，但陳炯明在閩南的工作，可以說是自治運動最早的試驗。1920年，湖南已經有人喊出了“打破大中國，建設多數小中國”的口號，而陳炯明的閩南護法區，被人們譽為“模範小中國”，儼然聯治運動中一顆最早升起的小明星。
陳炯明在閩南，廣東軍政府始終如芒在背。1920年8月，軍政府下令進攻福建，要蕩平閩南護法區。陳炯明下決心應戰。8月12日，在漳州公園誓師，率領粵軍回旆，驅逐桂係，實行粵人治粵。8月16日，粵桂戰爭打響，粵軍銳不可當，長驅直入。廣州四鄉的民軍、江湖好漢、粵籍軍人、警察，紛紛揭竿驅桂。10月24日，岑春煊等人宣布撤銷軍政府後，各自出逃，桂軍也像退潮一樣，時辰一到，頃刻退盡，全部回廣西老家去了。10月29日，粵軍威儀整肅，在粵人簞食壺漿的歡迎下，開入省城。
由於孫文表態支持聯省自治，陳炯明致電孫文，請他速回廣東，主持大局。11月1日，軍政府委任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並宣布裁撤廣東督軍。11月2日，陳炯明回到廣州。省議會推舉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在省長就職通電中，陳炯明重申了民治主張：“自茲以往，當奮力掃除秕政，以樹立民治之基礎。今日總攝軍民兩政，以守危難之局，炯明不敢憚勞。他日使軍民分治之製得以實現，炯明亦不敢辭責。”
這兩個月，全國局勢的動蕩，令人眼花繚亂。除了北方皖係倒台，南方桂係倒台外，貴州也亂起來了，督軍劉顯世被趕下了台；雲南也亂起來了，唐繼堯被趕下了台，江蘇督軍李純自殺死了；四川也亂了，川軍與滇軍互相廝殺，白刃血紛紛；湘西發生了軍事叛亂；直、奉兩係為爭奪江蘇地盤，幾乎鬧翻了。吳景濂感慨萬端地說：“此數月間西南局勢之變化，風起雲湧，令人不可捉摸，又令人不可思議。”
孫文在上海設宴招待吳景濂、林森、褚輔成等國會議員，籌劃未來大計，唐紹儀、伍廷芳、孫洪伊等人都列席。孫文透露了他與段祺瑞、張作霖已達成合作：“我已與段祺瑞合作，並有張作霖在內。這是段、張投降於我，諸君不可不知。你們以為如何？”
吳景濂不無憂慮地說：“先生與段、張合作，已成事實，不能加以討論。但不知段、張兩人對先生所主張者是服從，抑或還有協商修改的餘地？因違法之事，段氏倡之，張氏助之，數年糜亂，成此局麵，今後合作如不在主義上著眼，恐將來仍有破裂之日，此不可不加以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