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聘請魏建功為講師，教授中國語上下級。魏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預科俄文班和國文係，畢業後進入國學門讀研究生，治語言學。早期在整理國故中相當活躍，尚在本科生期間，就參與了整理清代內閣檔案和《一切經音義》的工作，以後又在國學門編輯專門書目中負責方言書目部分，參加國學門的整理檔案會、方言調查會、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等學術組織的活動，關於歌謠、古音、古史研究等發表了不少著述，如《古陰陽入三聲考》、《戴東原年譜》（載《國學季刊》，第2卷第2、3號）、《吳歌聲韻類》、《到底怎麼樣》、《新史料與舊心理》（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1、3、15、16期），同時又是新文學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後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一度擔任《國學季刊》編輯主任，20世紀50年代擔任過副校長。他在京城帝國大學任教一年餘，其間以《僑韓瑣談》為題，撰寫了大量觀感雜記，寄回中國發表，從這些重要信息中，可見這一時期中國知識人對韓日中關係的觀念態度。
魏建功關注的問題主要在兩方麵，其一，朝鮮亡國的原因和中國應當吸取的教訓，其二，中韓關係的狀況與未來。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鼓動參與者，魏建功對朝鮮亡國原因的探討，很自然地與中朝文化交流史相聯係。在韓期間，他閱讀史籍，考察遺物，認識逐漸深入。到漢城之初，他便閱讀了樸趾源的《熱河日記》，從其中第一種《渡江錄·小序》獲得兩種印象，“1.朝鮮人的篤舊安素；2.無抵抗者的悲歌當哭。”“從第一點看來，我很替我們自家擔憂；這種自取滅亡之道實在可怕，並非朝鮮人單獨如此，黃帝子孫皆稟賦幾分被壓迫的根性也！第二點，可憐之外，總該還有幾分可敬，至少可以算是在‘撒種’，不過往往像小孩子們‘打你不過，唾你或罵你兩下’的‘撒嬌’似的意味；雖是無抵抗者的無可奈何，終覺是一件怯懦無勇的衰弱病，阿Q的‘總算被兒子打了’的精神亦複在神明華胄的生命裏存著呢！”
以後他進一步觀察體驗，覺得“朝鮮人的思想與生活幾於是整個的儒教化”，不像中國摻雜佛道，“這些‘東國’道學先生的令人氣悶實在不是國內的‘道學先生’可比得上的”。影響朝鮮民族近代史最大的兩個中國人，“思想方麵是‘朱夫子（熹）’，生活方麵是‘朱天子（元璋）’”。他從朝鮮知識人所著《朝鮮佛教通史》附錄的宗教小說《放牛歌》中讀到作者假托發揮的感歎：“頭外則朱天子之網巾束縛之，腦中則朱夫子之網巾束縛之；有此內外之束縛，人無以為活也！”“在這兩個重要關係下，朝鮮思想史上的大反動，他們積極要離開中國而獨立自主，那實在是有很大的需要和價值。所以明白兩朱子與朝鮮的影響，就自然了悟朝鮮之所以有二十多年前的獨立自主的事實，乃是一件當然的必然的結果。我們更可以明白，今日朝鮮的所由來，豈偶然哉！”
與舊士人的天朝意識不同，魏建功聲稱雖然“總想看一點‘大國’化育群小的‘恩澤’究竟是什麼”，但“所覺到的都不是些‘嘉惠’於別人家的，而反以為處處隻見得人家受了我們的累！”這種反躬自責最後還是落到對本民族地位前途的思考，“我常以為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衰落，都不是憑空的。那過於古老的文明雖然足以誇炫於人，卻也就是直趨衰落的根由。凡事死守著‘故舊’，大都在全個的大生命將委敗而無力支持，和已經僵死而竭力掙紮的意味中。這其中往往有些不關痛癢的，或是心懷叵測的‘異類’來‘越俎代庖’的提倡。用時行國中的名詞說，那就是‘文化侵略’——我以為‘思想麻痹’尤為切當”。
由於個人身份和所處環境的限製，魏建功不能公開指責批評日本的殖民侵略，但朝鮮民族的境遇與中國前途的危難令其感同身受，行文中不時流露出譴責意向。因職業關係，他常與日本人一起交遊談話，每當後者談及妓生或朝鮮的任何一切，“總覺他們有一種特別玩忽的態度。我心下卻一般嘔氣，凡是不能自己掙氣的方麵所遭受的刺激，我總替這一方麵嘔氣。我更替一切玩忽的人，和一切迷戀的人可怕。迷戀的可怕還沒玩忽的可怕可怕。”他認為：“大約人與人間的感情是在互相尊重的原則上來的，最好說是相互平等的觀念發生出來的。”友人告以凡是日本到各國去的人，都喜歡他們各自到過的國家的人，而到過日本的各國人，卻並不很歡迎日本人。魏認為這至少是一部分玩忽別人的日本人的影響。他既痛恨玩忽別人的日本人，更痛恨無時無地不被玩忽，同時又無事無物不加迷戀的感情遲鈍的中國人和載厚負重的朝鮮人。
甲午戰敗以後，在朝鮮的中朝人關係可以說相當惡化，彼此利益衝突，成見甚深，糾紛不斷。當時每天到朝鮮的中國人約有千餘，在朝鮮人的心目中，生活較苦的是可以任由搓捏的勞動者，生活較優的是金玉其表敗絮其中的浪蕩男女，其餘則是“錢錐子”的奸商。而在魏建功看來，“朝鮮人除了那些‘不逞’的，其餘都算‘太逞’了。他們有悠久的附庸的曆史地位，再加上新近的厚重的負載，所以大部分變成好貪小惠的習氣。奴隸得到一絲一毫的好處便比什麼都要高興，感激涕零的頌念他主人的恩惠；他因此也很喜歡做別人的主人，大概是想著他的奴隸可以如他對主人一般的恭順馴伏於他。”中國僑民在朝鮮受欺負，朝鮮僑民同樣在中國受欺壓，消極的中韓人民感情上的愛惡，是人類畛域的不幸，經濟利益的衝突並非精神上愛惡的全部根據，“目前事實中華韓人民感情上的相惡，以及理想中華韓人民精神上的相愛，恰是‘共榮共存’的‘東亞主義’之表麵與裏麵”。這實際上包含著對日本殖民政策及其欺騙性的譴責和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