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在政治形勢總體對抗的情況下，由於暫時平衡與相對緩和，東亞各國學術界之間進行了積極交流。其中日本主動性較強，朝鮮起到中介通道作用，中國則為聯係的機緣。原來東亞文化以中國為中心，朝鮮的傳統儒學者主要吸收中國文化輻射於日本。而新的聯係與此不同，梁白華、金九經等人應有受日本教育或留學日本的經曆，他們對中國的關注，受到日本的中國研究複興與變化的影響，同時又有朝鮮民族獨立運動的作用。所以他們一方麵反抗日本的殖民政策，批判中國傳統的儒教倫理，一方麵又與日本學者接觸交往，從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吸取民族複興的養料。即使如此，東亞各國以中國文化為聯係紐帶的格局並不因為政治關係的變化而根本改變，政治上占據主動的日本，不能由此決定東亞的文化聯係也轉而以日本為中心。其鼓吹以日本為軸心的皇民文化主義，不得不完全憑借武力，隨著日本的武裝侵略步伐和殖民體係的擴展而逐步推進。因此，在日本全麵侵華之前，東亞的學術關係仍然以中國研究為主體和主導，日本、朝鮮、蒙古研究處於從屬的位置。這與國際漢學的架構基本吻合。
日本的中國研究，與政府軍方的殖民侵略政策關係密切，雖然成績突出，最終不免為基本國策服務。即使嚴肅的學術成果，也往往被利用作政治軍事決策的依據參考。但是，學者中畢竟有人抱著良好願望與純粹態度，出於熱愛東方文化的真心。今西龍以為北京大學擔任講義為非常光榮的事，表示要盡力幫助，“以期有所貢獻於北大”，並當眾誓約：“以後隻要我能力可以做得到，無論在日本或在別處，我決永遠為北大盡力！”來華學者所寫的遊記，觸景生情，從欣賞自然景物中體驗中國文化的精華，其真情流露，至今讀來仍令人怦然心動。如青木正兒的《杭州花信》，將西湖景致作為現代中國的縮影，認為吸收調和外來文化以張大自我，正是中華文化的偉大所在與長生秘訣。橋川時雄對楊樹達談及國事時說：“日本無固有之文明與學問，故其民輕。中國人雖近於麻木，然以柔克剛，實以老子之道製勝。”楊歎為難得。瀧澤俊亮也不讚成1935年日本軍人侵逼華北之舉。日本占領北平後，欲指派三名教授到燕京大學。為了抵製日方的幹涉，燕京大學主動聘請鳥居龍藏任教。後來鳥居龍藏對中國教授遭受日本當局的迫害深表同情。
中國學者麵臨的形勢相當複雜，對於日本，舊學者共鳴於保存東方文化的主張，新學者也有合作交流的需求，他們主張政治外交對抗，文化交流歡迎。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橋川時雄拜訪舊友席魯思於長沙。當天大學召開排日大會，怒號可聞。但在同一校園內席宅的歡迎橋川時雄宴會，卻有三四桌之盛，出席者多為開完排日會回來開歡迎會，令橋川時雄感到不可思議。他致辭時對出席者前門排日、後門歡迎之舉表示感謝，有人應道：“文化而言是歡迎會，政治外交而言為排日大會。”楊樹達與日本學者關係密切，並參與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北平人文研究所的《四庫提要續編》工作，為日本人講課，但交往中，或直接批評“日本軍人橫恣過甚，遭世界之嫉視，決非日本之福”，“痛責日本侵略之無理”；或借講湖南文化史名義，剖明“湖南人篤信民族主義，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覺外患最敏，吸收外來文化最力，且在全國為最先”。希望“聽者會餘微意，有所警覺耳”。或題寫“國與國交，能以忠恕為主，乃可免戰禍，否則必生民塗炭”以為警戒。劉文典赴日訪書，受到靜安學會同人的款待，賦詩表達了複雜的感情：“讀騷作賦二毛生，又訪奇書萬裏行。舟過馬關魂欲斷，客從神戶自來迎。既知文物原同軌，何事波濤總未平。記取今宵無限意，還期相敬莫相輕。”連後來附逆的周作人也曾指責日本對華行動不見文化，隻有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