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來華留學生品類不一，其生活、學習和活動也各自不同。其中為求學問而來者多數為各大學的教師，不少人已是副教授甚至教授，還有的雖為剛畢業或在校的研究生，但已確定將來任教的大學和專業，因而目的性強。留學地點主要集中於北京，個別因專業研究的需要而改到其他地方。如羽田亨在奉天隨喇嘛學習蒙古語，青木正兒為了解昆曲到上海。
生活方麵，依各人的經濟來源而定。19世紀末，外務省留學生每月35圓，公使館附屬語學生每月60圓。20世紀20年代，文部省第三種留學生為每月120圓，上野育英會每月200圓，帝國學士院鬆方基金每月300圓，文部省以在外研究員名義派遣來華留學者，因為多為副教授以上職稱，待遇更高，達到360圓。1922年，文部省劃一除外務、陸軍以外的所有在外研究員待遇（包括遞信省、水產講習所、關東廳以及台灣、朝鮮兩個總督府所派），分為三類地方、兩種等級，其中包括中國、西伯利亞的丙等地方的高等官每年3000圓，判任官每年2400圓。而當時外務省低級職員每月僅80圓。
20世紀20年代初期，北京物價較低，包車一個月19元，雇傭人9元。後來由於國際金融市場銀價急落，銀本位的中國貨幣與金本位的日圓之比大幅度下跌，200日圓可兌換中國銀500元。北京物價雖有所上漲，以較高標準，連同衣食住行，總計不到每人每月100元（房錢飯費共30元）。早期北京租房甚難，服部宇之吉來華時隻能住在舊公使館宿舍，到鈴木虎雄時仍然頗費周折。以後逐漸改善，經濟優裕的住在日本旅館，其他則或寄宿於中國人家，或租用民宅，或共居宿舍。進入20世紀30年代，北京各大學周圍出現不少學生公寓，也有個別留學生入住，與中國同學一起生活。飲食雖多麵食，與日本習慣不同，但或由房東包夥，或於飯館用餐。外出則多乘人力車。
當時中日兩國的國力雖然強弱不同，在日常生活尤其是飲食方麵，都市人的一般水平比日本還要略勝一籌。1903年來華短期遊曆的鹽穀溫，將衣食住的發達視為中國同化力強大的表現，以後也很少有人抱怨飲食不佳，反而對北京的大菜小吃印象深刻。與中國留日學生的反映明顯有別。隻有沐浴之事遠不及素愛潔淨的日本，中國都市裏混堂的髒與亂，常常成為日本留學生取笑抨擊的對象。這時穿著西裝在城市已經逐漸流行，禁止日本人在華穿中裝的禁令無形中取消，一般日本留學生多著西裝，而京都大學的倉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受狩野直喜研究中國應當沾染上中國文化之說的影響，也模仿當時北京流行的服飾穿著中裝。
學習方麵，首先是學習語言，尤其是口語。這是令日本留學生大為頭痛之事。中國各地方言雜出，甚至同一北京城內，據說也有8種口音。單純通過日常生活學習，很難通行無礙，必須學習官話。20世紀初北京尚無專門言語學校，聘請個人教師，又因全城有資格者不過10人，要價過高，每日1小時，一個月即須5元至10元，兩小時則加倍。為此，早期留學生曾以同文會名義在霞公府創辦清語學堂，共同請人教授。後又在霞公府組織同學會，數十名日本年輕人每天上午集中學習漢語，留學生也加入其中。
民國以後，旗人失去特權地位和生活保障，又缺少專門技藝，不得不另謀生計，不識字者做人力車夫，而通文墨者維生的途徑之一，便是登門教授來華外國人學習北京話（日本留學生稱之為出張教授）。因旗人所操直隸腔，為當時上流社會比較標準的官話，不似一般漢人南腔北調，同時旗人過去生活閑適，對於清朝的禮節製度乃至各種民俗風情均略知一二，尤為想了解清代學問與社會的日本留學生所歡迎。出身清朝貴族的奚待園即前後教過不少日本留學生。北京先後擔任過日本留學生漢語教師的還有金國璞、駱亮甫、馬杏昌，在上海則有延年等。由於教師增多，二十餘年間學費竟有所降低。到20世紀20年代末，單教口語每天兩小時每人每月5元，教授文學等則每人每月10元。留學第1年一般學習語言，因為沒有專門課本，多以《紅樓夢》、“四書”為教材。除書本知識外，有時留學生還提出有關製度、民俗、戲劇等方麵的問題請求解答。
其次為專業學習。多數日本留學生實際上是來華進行研究，因而一般並不進入具體的學校。如加藤常賢以中國家族製度為研究課題，而中國的大學當時尚無有關課程或專家，所以主要是在市井坊間實際考察婚禮葬禮等現實生活。竹田複也隻是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研究室請沈尹默、黎錦熙等解答問題，其餘時間則為自己讀書。至於拜師學習者，則得到諄諄教誨。鹽穀溫從葉德輝習元曲，葉在《元曲研究序》中記其事道：“餘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析疑問難，不憚勤求，每當雨雪載途，時時挾冊懷鉛，來寓樓，檢校群籍。君之篤嗜經典，過於及門諸人。”當鹽穀溫請益時，葉“執筆作答，解字析句，舉典辨事，源源滾滾，一瀉千裏，毫無窒礙。由朝至午，由午至晚，諄諄善誘。至會心之處，鼓舌三歎，筆下生風，如發小楷，直下一二十行，樂而不知移時……夏日酷暑，不顧汗流滴紙，冬日嚴寒，不顧指僵難以握管，開秘籍、傾底蘊以授餘”。
20世紀20年代以後，逐漸有日本留學生進入北京大學等校為旁聽生，如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目加田誠等。1928年吉川幸次郎在北大學院的旁聽證為第9號，選聽了馬幼漁的“中國文字音韻概要”、“經學史”和朱希祖的“中國文學史”、“中國史學史”，以後又先後聽過錢玄同的“古今聲韻沿革”、沈兼士的“文字學”、陳垣的“正史概要”、倫明的“版本源流”、餘嘉錫的“目錄學”、吳承仕的“三禮名物”等。考古留學生則選修馬衡的“金石學”。按照規定，科目一經選定，不得更改，並須注冊，但不必考試。同時他們還在中國大學選修課程。另外每周一次到西城的漢軍旗人楊鍾羲宅學習詩文和清朝學術史。楊氏曾與王國維同為廢帝宣統的南書房行走，熟於清朝的掌故製度及學術源流，多所著述，與日本學者及留學生交往甚廣，曾開辦雪橋講舍，並於日本人主辦的《文字同盟》雜誌刊登廣告，後因報名人數太少，未能開課。學習文學的奧野信太郎不滿北京大學裏以整理自然賬簿式的態度研究文學，認為缺少精致的學風，不足以談詩文，為體驗中國文化的精髓，反而從奚待園的教授《紅樓夢》中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