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書本知識隻是日本留學生來華的目的之一，而且可以說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實地了解中國社會，或者說通過各種活動認識中國的曆史文化與風俗人情製度。與此相應，日本留學生的在華活動主要有以下幾項：一、拜訪學者，二、訪書買書，三、考察名勝古跡，四、看戲采風。
以學問為目的的留學生，在現地向本國學者請教，對於全麵了解中國的曆史文化，可謂事半功倍。中日兩國間學者的交往由來已久，尤其是近代以來，學者的互訪日益增多，彼此增進了了解。這為日本留學生訪求名師提供了便利。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小柳司氣太、今關壽麿、橋川時雄、杉村勇造等人長期在華，廣交文化界人士，注意掌握當代學術動向，其中任職東方文化事業總會的橋川時雄僑居中國二十餘年，“與中國學者交遊之廣，堪稱現代第一人”，並對在華日本留學生負一定責任，七七事變後日本組織所謂“東亞文化協議會”，1938年在北京舉行首次會議時，即由他介紹在華留學生的情況。留學生拜訪中國學者，往往由他們提供指示，或予以引薦。因而日本留學生對於中國學者的情況，有時較本國人還要熟悉，知道所研究的專題應向哪位學者請教。早在1919年岡崎文夫欲治宋學，即知須見深居簡出的馬一浮。他和同時留學的武內義雄、諸橋轍次、佐藤宏治以及今關天彭等，在讀書和縱談古今之外，“時時相攜拜訪名儒碩學”。
這時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擴張氣勢下，中國人的反日情緒普遍高漲，學者對於真誠求學的日本青年卻能區別對待，熱情相助。竹田複來華，沈尹默不顧當時排日氣盛，說“我們是同學”，給予很多研究的便利。諸橋轍次留學期間會見過沈曾植、鄭孝胥、陳寶琛、姚永樸、姚永概、馬通伯、柯劭忞、樊增湘、王樹柟、葉德輝、王國維、康有為、章炳麟、蔡元培、楊鍾羲、胡玉縉、張元濟、傅增湘、周作人、錢稻孫、胡適、倫明、楊樹達、馬幼漁、陳垣、黃節、馬敘倫、朱希祖、孫人和、孫德謙、沈尹默、沈兼士、馬衡、馬鑒等。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學時，中日關係相對緩和，先後結識的中國南北學者文士有楊鍾羲、王樹柟、江瀚、傅增湘、汪榮寶、徐乃昌、金鬆岑、袁勵準、梁鴻誌、李宣龔、李宣倜、吳士鑒、李詳、張元濟、徐鴻寶、陳寅恪、楊樹達、黃侃、孫人和、胡光煒、馬幼漁、馬廉、馬衡、吳承仕、吳梅、朱希祖、沈兼士、錢玄同、錢稻孫、趙萬裏、李根源、王君九、潘博山、潘景鄭、王佩諍、王大隆、吳湖帆、陶冷月等。1929年7月楊樹達接待了來訪的倉石武四郎，認為“此君頭腦明晰，又極好學，可畏也”。
1936年5月平岡武夫來華時，已是兩國之間劍拔弩張之際，他不僅由橋川時雄介紹，認識了參與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北平人文研究所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的學者，還得到據說有意避開日本人的顧頡剛的款待，並見到被視為反日派的陶希聖。留學日本出身的學者更是日本留學生首先拜訪的對象。周樹人、周作人兄弟即先後接待過竹田複、青木正兒、木村英一、塚本善隆、水野清一、倉石武四郎、目加田誠、桂太郎等人。如果說在北京還受到格外優待的話，訪問江南的吉川幸次郎則受到和中國青年同樣的待遇，令他感到自己已是半個中國人。
日本留學生來華的目的之一，是收集研究資料，因而訪書買書成為在華活動的重要內容。武內義雄在北京的京師圖書館看到浩瀚的《四庫全書》和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看到印行中的《四部叢刊》各種珍稀典籍時，心情激動不已。後來商務印書館的圖書不幸毀於日軍的戰火，江南書商的抗議之詞，一直傳到東瀛的友人處。吉川幸次郎幾乎三分之一的時間用於購書。日本留學生在北京的主要去處有二，一為琉璃廠，一為隆福寺，是當時兩大著名古書店街。前者的來薰閣、通學齋，後者的文奎堂，為留學生光顧最多的書店。
這一時期，因政局動蕩頻繁，許多古書流出市麵，中國學者的注意力多集中於古史，重視年代早的珍版。日本留學生卻注意清代學術，主要收購這方麵書籍。有的隔日一往，每去必有所獲。雖然經費充裕，又將大半以上用於買書，但因買的太多，有人甚至將歸國的旅費也用掉，還要向書店借款。這幾家書店的掌櫃陳杭、孫殿起、趙殿成等，和不少日本留學生成為知交。北洋政府時期，壓迫學界，20世紀20年代中期，“北京書行買賣，現在亦靠幾個日本人支持”，令中國學者感到“可哀”。
除在北京購書外，遊覽各地之時，尤其在江南各城鎮，也往往拜訪當地的知名書商，選購古籍，如蘇州的鄒百耐、揚州的邱紹周等。吉川幸次郎歸國時，郵寄的書籍小包達300包之多。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教授的待遇遠不及中國，不少學者後來藏書的主要部分，即為留學期間所購書籍。至於一些研究必需的珍版秘籍，則設法閱覽抄錄或影印。中國的收藏家對於求知好學的外國後進反而予以優待，連秘不示人的珍本古物也從金庫中取出予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