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覽名勝古跡，是留學生的重要活動項目。各種獎學金除日常生活費外，往往還提供一定數額的旅費，作為調查旅行之用。中國各地的佛教建築和雕塑藝術以及古代碑刻，尤為日本學術界所重視。除了考察北京市內及附近的宮殿寺觀，山西大同，陝西西安，河南洛陽、開封，河北易縣、房山等地，為留學生足跡所到較多之處。桑原騭藏留華兩年，先後四次到西安、山東及河南、蒙古東部、江南等地旅遊考察。宇野哲人也到過山東、西安。青木正兒留學期間，先後以北京、上海為中心，遍遊河南、山西、北京及長江中下遊各地，到過鄭州、開封、洛陽、大同、雲岡、八達嶺、居庸關、上海、寧波、鎮海、舟山、沈家門、普陀山、曹娥、紹興、錢塘、嘉興、湖州、蘇州、常熟、廬山、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漢口、洞庭湖、長沙等地。東亞考古學會所派留學生，更集體深入蒙古、綏遠、察哈爾，考察古長城和細石器文化遺跡，收集匈奴時代的青銅器。1930年4月來華留學的江上波夫，一年時間裏先後到察哈爾、山東、旅順、綏遠、內蒙古考察，活動完成，留學生活也告結束。遊覽名勝，則多到中原、山東和江南一帶，南京、蘇州、杭州、揚州最多。不少人還撰寫了遊記，記事抒情，如桑原騭藏的《考史遊記》，宇野哲人的《長安紀行》，武內義雄的《江南汲古》，岡崎文夫的《兗豫紀行》等，均為名篇。
戲曲為中國文化的結晶，近代京劇取代昆曲而興，名家輩出，爭奇鬥豔，被譽為國劇。而戲曲研究，又為晚近學術尤其是域外學人所重視。因而看戲便成為日本留學生沐浴中國文化的重要一環，短期遊學者也要千方百計聽幾出名角的戲，雖然不能完全了解唱詞內容，卻大體可知劇情，更重要的是親身感受那種氛圍。清末民初留學生常去的北京劇場為廣和樓、燕喜堂、天樂園、慶樂園，此後則為東安市場的吉祥戲院和前門外的開明戲院。不過從研究的角度出發，昆曲更為學者所偏愛。鈴木虎雄在北京留學時與當地名劇評家交往，學習過《桃花扇》，加藤常賢則學過胡琴。了解較深者還試圖比較皮黃與昆曲。關注現代中國的留學生除了注意當紅的富連成科班以及中國戲曲音樂院附屬中國高級戲曲職業學校，還留心正受好評的新式話劇《日出》的上演情況。青木正兒留學時北京昆曲幾乎絕跡，為此特意改赴上海，到徐園聽碩果僅存的蘇州昆劇傳習所的童伶演唱。此外，北京的風俗人情，節令禮儀，也是留學生注意了解體味的事情。
近代中日關係，在反侵略與侵略的總體對抗中，的確存在不同發展趨向的變數。在日本逐步推行大陸政策的大背景下，留華學生無論類型如何，甚至包括求學問者，也不能不受此製約。其考察研究活動成就不俗，使日本的中國研究很快發展為當時國際漢學界的重心之一，同時又往往成為日本政府甚至軍方了解和認識中國的依據，服務於所謂“日支提攜”、“東亞共榮”的國策。但是，其中一些人通過留學親身感受到中國文化與民性的優長，或由熱愛曆史與自然風光而對中國滋生由衷的感情。狩野直喜聲稱恨不能生在中國，對一般人認為不好之處也流露出眷戀之情，是一種極端的體現。中國學者訪問京都，必然前往狩野直喜住宅，這時狩野直喜往往更換中裝出來見客，以示鄭重和禮敬。倉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等人以成為中國人為留學目的，不僅在華期間“全盤華化”，歸國後也繼續著中裝，講漢語。更重要的是在學問與生活兩方麵領悟了中國人的價值觀。
中日兩國雖有“同文同種”之稱，學術見解卻相去甚遠。而且中國學者一般不將對人物著述的評議訴諸筆墨，隻有在口耳相傳中才能了解和領悟彼此的區別。這對欲按照中國當代學術方法治中國文史的京都學派尤為重要。加藤常賢、宇野精一等人在旅費用完時，無須任何憑據就得到古書肆的借款，感到無信不立並非抽象概念，而是維係中國社會的重要支柱，因而尊敬中國人，認為中國人偉大。平岡武夫在易縣考察時，適逢盧溝橋事變，身陷戰線中方一側卻得到當地巡警的保護得以生還，他本人和曾經去易縣考察過的武內義雄都歎為奇跡。戰爭期間，平岡武夫還收到顧頡剛從昆明輾轉寄來親筆書寫的條幅。而鬆崎鶴雄、鹽穀溫不僅學習知識，也接受禮儀文化的熏陶。鹽穀溫初入師門，見同門楊樹達入見葉德輝時以手擊頭出聲，以示叩頭，驚於中國禮儀之盛。鬆崎鶴雄後來對葉師事勤謹，他長期在華，廣交中國學者，日本戰敗後也不願歸國，“被敦迫就道”。臨別致函陳垣、鄧之誠等人，“追念多年高誼，依依不忍去”。這種熱愛中國的感情在當時日本普遍蔑視中國的情況下，雖不足以阻止日本的侵華行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轉化為推進中日民間交流的重要動力，在增進中日友好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 R。Reynolds）所著《黃金十年與新政革命》，對清末中日關係重新估價，雖不無創見，但過於看重政府間的行為，失之籠統。其實，研究兩次戰爭之間的中日關係，積極因素主要還在於民間。而學問的留華學生顯然是其中的重要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