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20世紀之交，正值日本國粹主義盛行之際，這一大語境無疑促使梁啟超萌生保存國粹之念，但具體到創造性使用國學概念，還有因人而異的殊遇。其要有二：
一為交友。梁啟超到東後，與“日本人訂交，形神俱親，誼等骨肉者數人，其餘隸友籍數十”。其中直接影響其國學概念者有二人，即陸實和古城貞吉。前者號稱日本反對歐化，主張國粹，倡導日本主義的中流砥柱，以所辦《日本》報為軸心，聚集了不少漢學者和國文學者。他曾對梁啟超批評日本當局一味模仿德國主義辦教育，表麵文明，內容腐敗，“孰知假文明之名，以行焚書坑儒之術者，其禍更慘於秦政十倍乎！”雖然梁啟超由此領悟的是以自由反對服從，陸實的所謂獨立自重，則應以國粹為本。
古城貞吉與梁啟超的關係由來已久。早在戊戌前《時務報》刊行之時，古城貞吉就是該報聘任的東文翻譯，與主筆於此的梁啟超算是同事。這位從與日本漢學關係極深的濟濟黌中學出身者，1897年便出版了號稱世界上最早的《支那文學史》。這一閱曆勢必影響其譯事。1897年4月，他翻譯了《東華雜誌》所刊《漢學再興論》，登載於《時務報》第22冊。該文描述明治維新前後日本漢學的興衰起伏及其與西學、日本國學的關係道：“明治以前，漢學最盛，士人所謂學問者，皆漢學耳，除漢學則無有學問也。及政法一變，求智識於西洋，學問之道亦一變，貶漢學為固陋之學，如論孟子史之書，一委諸廢紙之中，無複顧問者。然其衰既極，意將複變也。比年以來，國學勃然大興，其勢殆欲壓倒西學，而漢學亦於是乎將複興也。”古城貞吉在中國遊學及擔任新聞特派員數年，歸國後任東洋協會殖民專門學校（後改名拓殖大學）講師。1902年吳汝綸赴日考察教育，古城貞吉曾明確勸其“勿廢經史百家之學，歐西諸國學堂必以國學為中堅”。可見國學一詞，源自日本，本意在與西學、漢學相區別。日本人士在向中國人鼓吹保存既有文化時，不能稱漢學，而以國學為替代。中國遂借指本國學術。因而東亞三國，各有其國學。
至於日本中國學研究的主流學者，與梁啟超也有所接觸。1899年5月，經姉崎正治介紹，梁啟超出席了日本哲學會的春季例會，並發表《論支那宗教改革》的論文，與會長加藤弘之、漢學家重野安繹、佛學家井上圓了、東洋史家三宅米吉等有一麵之識。不久，《清議報》兩度刊載井上哲次郎的文章。後來成為京都學派主帥之一的內藤虎次郎，戊戌後曾一度與梁啟超會晤，並載文對梁刊於《日本人》雜誌的《論中國政變》發表讀後感，後又在上海與張元濟談及梁啟超。他開始對梁期望甚高，以後則漸有保留，對當時日本“支那通”與亡命的康、梁頻繁來往的情形不以為然，閉門自修。在此期間，內藤虎次郎與同樣避禍日本的文廷式交往而回避康、梁，政治原因當在其次，學術方麵主要是出身學海堂的文氏與康、梁淵源迥異，而與自己服膺張之洞的好惡相近。
要因之二為讀書。梁啟超流亡日本，稍學日文，即“廣收日本書而讀之，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每日閱日本報紙，於日本政界、學界之事，相習相忘，幾於如己國然”。所讀不僅為日本翻譯的政治、經濟、哲學、社會學等西書，也有日本學者按照西學新法撰寫的中國文史論著。他寫於1902年的《東籍月旦》，在第二章“曆史”第二節“東洋史”中，列舉評點了桑原騭藏、兒島獻吉郎、市村瓚次郎、藤田豐八、那珂通世、田中萃一郎、木寺柳次郎、瀧川龜太郎、田口卯吉、白河次郎、中西牛郎等人關於東洋史和中國史的著作，幾乎囊括當時日本學術界在這一領域的重要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