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時影響近代日本中國研究至深且遠的京都學派尚未出世，東京的東洋學派仍在草創之中，而梁啟超目光如炬，反應敏銳，所評多能中的。他知道東洋史學為新創，“故凡以此名所著之書，率現行東洋史之最良者”。又指最晚出的桑原騭藏著《中等東洋史》，“頗能包羅諸家之所長……條理頗整，繁簡得宜，論斷有識”。兒島獻吉郎是出道新手，市村瓚次郎則為東京帝國大學名家，但後者所著《東洋史要》僅有中國，忽略其他，並非完璧。而以田中萃一郎的《東邦近世史》為最佳本。對於日人所著中國史，梁啟超的評價較低，雖也指出其注意民間和不避諱等優點，總體認為或體例過舊，或內容太略。他較重視中西比較的史論，從中受到的啟發較多。可以說，梁啟超對此時日本中國研究的版本目錄學（包括中譯本的優劣）相當熟悉，盡管其立論角度不免偏重於思想性。他的基本看法是：“以中國人著中國史，常苦於學識之局而不達；以外國人著中國史，又苦於事實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終非可以望諸他山也。”了解日本的中國曆史研究學術史，應是他寫作《中國史敘論》、《新史學》，並有意撰寫《中國通史》的重要學術準備。
《東籍月旦》在近代中國人的日本中國學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席位，顯示轉折意義。近代以來，中日兩國學者交往不斷，開始主要與舊式漢學名家，如竹添進一郎、岡千仞、島田瀚等，以後逐漸轉移到新進的東洋學者和中國學者。但這時中國能用近代眼光看待日本學術變化的尚乏其人，不要說與日本漢學者有所交往而未曾東渡的晚清諸大儒如俞樾、王闓運、張裕釗、葉德輝等，就連到過甚至久住日本，並與新舊學者均有聯係的楊守敬、文廷式、陳毅、吳汝綸等人，也無此眼界。曾經論及日本學術的楊守敬，隻能指出舊式漢學多宗明代學術的粗疏。而章炳麟鄙視東瀛漢學，羅振玉尚未致力於學問，王國維則仍在求學之際。梁啟超在毫無憑借的情況下，僅靠半解半猜地閱讀日文書籍，便能夠劃清漢學研究的新舊派分，足以顯示其用功之勤與悟性之高。可惜當時中國尚無人致力於此，否則不失為入門捷徑。
不過，梁啟超雖然極力鼓吹學習日文，所用“數日小成，數月大成”的和文漢讀法，卻於了解日本學術文化隻能淺嚐，難以深究。而梁氏僅看懂大略，即任意敷衍發揮。其在報刊上所撰時論雜文，多有源自德富蘇峰等人的著作而不注明者，因此留學生斥其剿襲剽竊。學術著作方麵，也往往類此。據說所著《新史學》、《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等，均本於日本學者的著作。就觀念架構而言，日本的影響顯而易見，但這方麵情形較為複雜，因為日本學者的有關論著，時常依據中國學者的著述，而梁啟超也可以讀到原著，行文又極少注明出處，分清源流，甚為不易。1921年武內義雄撰文論述中國古代南北學術的異同，引俞樾《九九銷夏錄》和黃以周《子遊子夏文學說》作為學分南北始於南北朝或始於周末的依據，與梁啟超寫於20年前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有關章節的旨趣引征頗多重合。如果梁著本於日本書，則武內義雄並未提及，當為失察；否則兩人均直接依據俞、黃舊著，而梁書尚在前麵甚遠。日本學者雖然很少引據梁啟超的著述，實際上卻頗為關注，隻是梁書無注，行文又往往憑借日常讀書印象，作為學術論著難以征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