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中國曆史研究法》出版，在日本卻反響不小。田中萃一郎在當年4月的《史學》第1卷第3號發表短評，稱此書問世為學界可喜之事，第二、四、五等三章具有為研究中國史者必讀的價值，對末章所說治史不必拘泥於個別事實，當達觀大勢以明因果關係的主張則不以為然，尤其對史料一章錯認居庸關六體佛經石刻和莫高窟六體刻文之事提出批評。隨後桑原騭藏應岡崎文夫之請，在同年《支那學》第2卷第12號發表長篇評論《梁啟超氏の“中國曆史研究法”を讀む》。桑原騭藏是典型的歐洲科學主義者，在京都學派中，其風格較接近東京的東洋學派，因而讚成梁啟超“本歐美的史學研究法，倡革新中國史學的急務”的主張，聲稱作為學者的梁氏，“在現今的中國，很可以自成一家”，尤其欣賞其批評中國舊史的最大缺陷在於非科學的見解，甚至在以史料詳略來衡量舊史的優劣方麵也引梁為同調。在堅持分析的基礎上，桑原騭藏同樣主張加強綜合，因而總體上認為此書立論還妥當，指摘也得要領，若幹地方可見其“見識之非凡拔俗”。但接下去一連列舉的八條批評，尤其是後四條與中西交通史相關的史實錯誤，指責梁氏引論西書而未讀原著，導致“誤謬滿幅”；據以立論的所謂學者意見，當為與世界學術界毫無關係，不合時宜的舊式金石學者之見等。這種肆無忌憚的批評，恐怕真會如作者所說，令梁啟超“耳痛”的。
同年11月，石濱純太郎在《支那學》第3卷第2號發表《西夏學小記續》，再度將梁啟超錯認居庸關六體佛經石刻和莫高窟六體刻文之事牽出，並引田中萃一郎、桑原騭藏的批評作為支撐，一時間在中日兩國學術界引起小小震動。桑原騭藏的評論先由章士釗在《甲寅》第1卷第34號“孤桐雜誌”摘要介紹，後《現代評論》第2卷第49、50期又連載了魏建功（署名天行）的全譯文。幾年後王森然撰寫梁氏評傳，還稱桑原騭藏批評其《中國曆史研究法》於時間、譯名、地點、人物均誤，辨正甚多。其實桑原騭藏內心雖極不以此書為然，文中還略有褒意，認為作為曆史研究法雖無新意，所舉中國史範例則應參考，所予正誤主要也不在中國本部之事。
桑原騭藏在京都學派裏中國情結相對較淡，同時代的中國學者中，他與陳垣的共鳴最多，而與梁啟超的風格相去甚遠，且生性好與人爭勝。據說他對發自良心的純學術作品的批評尚屬溫情，而對隨意塗寫的刊行物則態度嚴厲。他以己之長攻梁氏之短，的確擊中要害。不過，桑原騭藏大批梁著，與梁啟超在書中對日本學術界出言不遜不無關係。對於曾經將日本中國研究的長老新進一齊罵倒的章炳麟，桑原騭藏也乘機報複，指為“炫著半生半熟的新知識，致招學者之譏”。梁認為研究中國史須參考外國的記錄，但隻注意阿拉伯和歐洲，卻排斥日本，聲稱：“若日本則自文化係統上論，五十年前，尚純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稗我者甚稀也。”桑原騭藏指此說太可笑，主張治唐以後曆史必須參照朝鮮和日本資料。
尤其令桑原騭藏不滿的，是梁接下來斥責日本“坊間之‘東洋史’、‘支那史’等書，累累充架，率皆鹵莽蔑裂，不值一盼。而現今我國學校通用之國史教科書，乃率皆裨販譯之以充數，真國民莫大之恥也”。對於當時在國際學術界評價甚高的日本中國學這樣簡單地一筆抹殺，與實際情形剛好相反，而不僅是武斷。桑原騭藏將20年前在《東籍月旦》中稱讚日本東洋史研究的梁啟超與現在作一對比，驚訝其變化之大，懷疑政治上由親日轉為排日的梁氏，在學問上也排斥日本。他指出梁啟超並不了解日本學術界的實情，舉日本關於唐宋中外貿易研究的深入等事，說明其因忽略日本學術界的研究成果而導致的失誤，奉勸梁氏以後須留意日本學界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