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自民元歸國後，即少談日籍，也不大與日本學者交往，在中日兩國學術界聯係日益密切的當時顯得有些怪異，不過，作為文化學術界的名流，畢竟不能完全置身於風氣之外。他時常參與各種交際應酬活動，不免與日本學者對麵，還要接待個別來訪者。他見過短期來華的田中萃一郎，更與長期在華從事文化學術活動的今關壽麿、橋川時雄等人有所接觸。今關壽麿自1918年到北京主持三井公司下設的研究室，負責調查中國國情，每年遊曆大江南北，結交各界名人，尤其注重與文化學術界廣結善緣。經柏原文太郎介紹，他與梁啟超相識。1922年在所撰關於中國學術界狀況分析的小冊子中，將梁啟超的研究係視為北方新學的一派，後來又於所著《近代支那の學藝》一書中，對梁啟超作了正麵的積極評介。
橋川時雄來華二十餘年，先入《順天時報》社，後在東方文化事業總會，“與中國學者交遊之廣，堪稱現代第一人”。“凡故都耆宿，新學英流，靡不傾身延接，氣誼殷拳”。後來編寫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取近代人士凡學問文章才藝技能有名於時者都四千六百人，人為之傳”，其中不少為其親接。橋川時雄號稱研究陶淵明的第一人，這方麵與梁啟超有共同興趣，他寫過《滿洲文學著述考》，還翻譯了梁的《清代學術概論》，表麵似有緣分，實際上並不投緣。1924年2月底，橋川時雄在林長民家見過梁啟超後，對吳虞道：“梁任公為人隨波逐浪，表麵清淡，內容獵利，其學亦甚雜。”不過，橋川時雄本人在日本占領北京期間積極從事所謂文化事業，旁觀者似不無微詞。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於國際形勢壓力和自身利益需要，日本朝野提議歸還庚子賠款，以舉辦文化事業。中國南北各地的教育、學術、文化界人士對此反應相當熱烈，作為其中一派代表的梁啟超也不甘人後。1923年，東京醫科大學校長入澤達吉和對支文化事業局主任岡部長景奉命來華考察，並與中國人士交換意見，遊曆南方各地後，於8月初回到北京。日本駐華公使特設宴招待中日兩國人士，梁啟超代表與會的三十餘位中方官員專家致答辭，聲稱：“吾東方文化實為世界之第一等文化，最少限度，亦為第一流文化中之一部分。故發揮光大此種文化，不僅為吾東方諸國之事，實為其世界人類之貢獻。而發揮光大之責任，則非吾東方人自負不可。”文化非一國之事，沒有國界，應當合作。日本古代受中國文化實多，當時則有可為中國師資者。他主張分思想、文獻、自然科學三部進行。鑒於中國政局紛擾，無暇顧及，日本此舉對中國、東方乃至世界均有重大貢獻。中國近年私家研究日多，頗有文藝複興之勢，得此款資助，可大見成效。
1918年梁啟超訪問歐洲後，受西方中心主義動搖和東方文化思潮興盛的影響，轉而鼓吹東方傳統文化，基本觀念與日本中國學界主張保存東方文化遺產的主導傾向相當合拍，他曾先後提議創建中國文化學院和國學院，計劃舉辦的事業之一是編輯海外國學文編，“專譯歐美日本人研究中國學術、事業之著作”。雖然均未實現，卻為其進一步介入日本東方文化事業製造了輿論。
1925年中日文化委員會總會（後改稱東方文化事業總會）成立，按照對華文化事業協定，組織北平人文研究所和圖書館之事提上日程。此事在中國各方爭奪十分激烈，其中北京大學借天時地利之便，勢在必得。早在1922年，胡適、蔣夢麟等人就擬訂計劃，企圖以國立大學名義全盤包攬，校方還授意一些留日出身的教授與日本官員合組中日學術協會，積極活動。而與之競爭最力的，就是梁啟超的研究係。1924年4月王國維函告蔣汝藻：“東人所辦文化事業，彼幫友人頗欲弟為之幫助，此間大學諸人，亦希其意，推薦弟為此間研究所主任。（此說聞之日人）但弟以絕無黨派之人，與此事則可不願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諸不問。大學詢弟此事辦法意見，弟亦不複措一詞。觀北大與研究係均有包攬之意，亦互相惡，弟不欲與任何方麵有所接近。近東人談論亦知包攬之不妥，將來總是兼容辦法。兄言甚是，但任其自然進行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