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作者們
一直做編輯，書、報、刊都編過，主業是圖書編輯。先後與幾百名作者有不同程度的往來，其中有名家，也有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在我這裏，都一樣的身份--作者。
要寫“我和我的作者們”，沒一個想落下。可是，不算那些隻讀了書稿、外加通信聯絡、沒見過麵的，單是最後有書稿經我編發出書的，就幾百名，真要逐個寫下來，讀者不耐煩不說，這篇文章也要寫到猴年馬月。還是有選擇地寫比較現實。選擇的標準，既非作者名聲大小，亦非與我私交深淺，隻看故事有沒有意思。
電腦裏有個文檔叫“曆年所編書目”，按時間順序，記錄了我編發每本書的資料，書名、作者、發稿時間，等等。當年做這記錄，隻是出於記事習慣，以備有案可查；時過境遷，二十年後成了我寫這篇文章的線索，始料未及。
羅安昌
1989年，我到作家出版社報到上班，先在一編室看自然來稿。正躍躍欲試要報第一本出書選題，突然出了問題。
副社長亞芳找我談話，神情詭秘，難以啟齒的樣子。我年輕氣盛，沒大沒小地直言：有話盡管直說。
直說出來的話是這樣：遵照上級（作家出版社的上級主管部門是中國作家協會）相關指示，今年新分配來的大學生，需下基層鍛煉，為期一年。這是國家的大政策，別的單位應屆畢業生都下鄉了，我們照顧你，下鄉算了，就地鍛煉吧，去校對科。
年輕的特點，一是覺得自個兒了不起，傲得沒邊兒；二是頂瞧不得婆婆媽媽絮絮叨叨。我那年二十一歲正年輕，所以亞芳話音未落，我這廂兩大特點化作兩股情緒同時迸發，心裏一萬個不服氣，開口卻是一百個不耐煩地幹淨利落脆：說吧，哪天搬桌子？
其實也是因為，就算我想掙巴，也掙巴不出個名堂，那是1989年夏天。那個特殊年頭畢業的大學生，沒有掙巴的權利。很多同學在那年秋天，背著行李去鄉村鍛煉了，比如武漢大學畢業的邱華棟，就被派到京郊某縣某鄉，協助鄉幹部管理計劃生育大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