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
家中書櫃裏有一張我和冰心老太太的合影。她坐在一個圈椅上微笑，我靠著椅背站立一旁。我對這張照片很看重，因為它於我意義特殊--老太太是我迄今為止二十年編輯工作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作者。
上學期間，編過校園小說集《生命之輕與瓦罐之重》、台灣詩人洛夫的詩選集《我的獸》等幾本書，但從出版專業角度說，這幾本書我是“編著者”；做“責任編輯”的第一本書，是《冰心近作選》。
1990年，結束在校對科八個月的“鍛煉”，我回到一編室。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周明明來訪，說蒐集了冰心十多年來散佚在報刊未結輯的短文，想交作家社出版。
周明明是我校友，高我幾班，當時在文學館征集室工作，日常工作就是出入老作家寓所征集手稿。文學館是巴金倡導創立的，冰心則是文學館最積極的擁護者、呐喊者，並首先允諾毫無保留捐獻手稿（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上海正舉辦“巴金冰心世紀友情展”，可見二人關係之親密）。文學館工作人員的心裏，冰心就像自家老奶奶。周明明編此書的初衷，多少也有類似孝敬自家老人的成分。
我和當年很多年輕人一樣，對冰心的一貫印象就是《繁星》、《春水》那類泰戈爾式的小詩，或者“小橘燈”那樣的“兒童文學”，本來沒興趣，甚至莫名地有種逆反情緒，但是礙於情麵，還是答應認真讀稿。讀完一驚--固然有些篇目從文學角度而言，明顯倉促、隨意，甚至個別篇目還有口號文學之嫌；但更多的，是《我夢中的小翠鳥》那樣的優秀篇章。一個八九十歲的老太太，才思敏捷，句子幹淨，隨手拈來即文章的氣勢，頗得晚明小品神韻。
也就從那一刻起，暗暗給自己今後的編輯工作定了個規矩：對任何一位作者，切忌先入為主、僅憑先前印象或任何他人的判斷來做預判，每一部到了案頭的書稿，都要不戴任何有色眼鏡，從頭到尾逐字讀完，方可下結論。道理很簡單，一是有色眼鏡當然有欺騙性；二呢，每個人都在不停地變化，一個作者哪怕所有先前的作品都差，也不代表新作就不好。反之亦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