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盛極而衰”的公理卻不願意放過他們，薩繆爾森得意得早了些，因為就在這一片“繁榮”中，他們已經種下苦果。新古典綜合派的辦法完全是治標不治本的，長期的人為擴張消費、刺激投資，造成了經濟的畸形發展，大力增加了國防軍事開支，生產資源消費嚴重，財政赤字、公債發行持續增長，造成通貨膨脹日益加劇。物價上漲率連年提高，1979年竟高達13.3%，薩繆爾森認為已經馴服的經濟危機在1973年又回來了。1974年，報紙上尖刻地批評道：
“過去30年間如此放肆地拋出來加以利用的凱恩斯的辦法，十分嚴重地損害了自己。向來受重視和受歡迎的那種溫和的、刺激性的、2%到3%的通貨膨脹，變成了洶湧的洪水，猛烈得無法控製，也不是任何一種統一的指數所能衡量的。”
而新古典綜合派遭到的最大的打擊則是失業和通貨膨脹的並行，即“停滯膨脹”。薩繆爾森一向把“兩者不可能同時出現”奉為信條。20世紀50年代末英國經濟學家菲利普斯根據1861—1957年的失業率和工資變動率的經驗統計資料，提出了一條表示兩者變動關係的曲線。這條曲線說明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著對換關係，也就是說，如果想得到較低的失業率，就可能以較高的通貨膨脹為代價。“菲利普斯曲線”的出現曾讓薩繆爾森如獲至寶，但是這條曲線卻被嚴酷的現實打破了。
人生中強者都敢於麵對自己的弱點，也隻有正視自己缺陷的人才是真正的強者。
——保羅·薩繆爾森薩繆爾森開始打補丁，把菲利普斯曲線分為長期的和短期的兩種。其中的關鍵是薩繆爾森對通貨膨脹的分類。他認為，通貨膨脹是“有慣性的”，若無外力，它會保持在預期的百分比上，不會引起波動和驚慌。然而，外力確實存在。在這裏，薩繆爾森認為除了凱恩斯所說過的“需求拉上式”，即需求超過供給時造成的通貨膨脹之外，還有一種“成本推進式”通貨膨脹。
供給學派認為新古典綜合派的措施破壞了總供給，而且損傷了工人的積極性，因而導致了滯脹；理性預期學派則指責新古典綜合派的宏觀經濟政策不符合人的理性，不關心個人的利益。他們認為經濟波動是由信息不足引起的，由於短期內，人們得不到充足的信息，他們的行動就會具有盲目性，從而導致總供給量的變動，對於這種情況，凱恩斯主義是無能為力的。政策製定者們逐漸傾向於貨幣主義。1976年，該學說代表費裏德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證明貨幣主義已大受歡迎。
至此，薩繆爾森陷入了被左右夾擊的尷尬境地，不得不疲於應戰，他抱怨道：
“經濟學家們未能為治理經濟蕭條提供良方達成一致意見。這便破滅了非經濟學家的幻想，而且說真的，也戳破了我們的自滿情緒。我們就像煉丹士想要得到新的點金石那樣去拚命尋找新的範例。”
新劍橋學派即英國的凱恩斯主義者是新古典綜合派的老對頭了，為首的是著名的女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這一派自命為凱恩斯的“嫡係”，主張堅決把“凱恩斯主義革命”進行到底，而應與新古典經濟學徹底決裂，他們認為薩繆爾森所謂的“新古典綜合”體係違背了凱恩斯主義的根本宗旨，因而是“冒牌的凱恩斯主義”。
由於薩繆爾森所在的麻省理工學院也位於劍橋（美國劍橋），所以兩派的論戰被稱為“兩劍橋之爭”。羅賓遜夫人強烈地抨擊了薩繆爾森所提倡的那種通過擴張性的、甚至是消費性的生產來刺激就業的理論，並認為薩繆爾森的理論已陷入危機。
1974年，薩繆爾森又遭到了一個沉重打擊。美國著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馬克·林德發表了《反薩繆爾森論》。整本書的體例與《經濟學》
相仿，篇章結構與之相象符合，每一章的開頭也有小段引文，對《經濟學》進行逐章批判，指責他隻關注了流通領域，而且根本忽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性。1977年的《紐約時報》評論道：“這個說話極為明快的‘馬克思’通過教科書40章的各篇與這個結結巴巴而遲鈍的薩繆爾森交戰。結局比分：‘馬克思’為100，薩繆爾森為0。”
薩繆爾森的左臉挨了一拳，右臉也沒保住。
以費裏德曼為首的貨幣主義者反對新古典綜合派所推崇的財政政策，認為通貨膨脹從來都隻是一種貨幣現象，而新古典綜合學派的財政政策正是“滯脹”的根源，惟有采納他們的貨幣政策才能解決問題。他們甚至諷刺說，也許在不遠的將來，還會出現一個21世紀的薩繆爾森，創建一個“新古典綜合的綜合”體係，我們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