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當中，‘危機’一詞由‘危險’的‘危’和‘機遇’的‘機’構成，我喜歡這個詞。危機包含危險，但也創造機遇。企業管理者應當時刻準備著抓住機遇，一邊在危機中減少損失，一邊在危機中繼續前行。”
——理查德·庫珀，哈佛大學經濟係教授
1972年6月17日晚，美國民主黨總部的一位工作人員離開水門大廈後，偶然發現熄了燈的辦公室裏居然有幾條光柱在晃動。他立即協同保安人員搜查相關房間，抓到了5個戴著醫用外科手套、形跡可疑的男子。其中一人名叫詹姆斯·麥科德，是當時尼克鬆競選委員會負責安全工作的頭兒，他奉命到水門大廈安裝竊聽設備。隨後，包括《華盛頓郵報》在內的美國主要媒體都在醒目的位置上報道了這一事件。顯然，尼克鬆遭遇到了上任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如果民主黨抓住這件事不放，繼續追查下去，那麼他不但連任無望，而且極有可能立即被逐下台。
事件發生時，尼克鬆正在佛羅裏達州的比斯坎島度假，他很快返回華盛頓，召集幾個最親密的助手商討對策。經過長時間討論，尼克鬆決定把此次事件解釋成古巴人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而進行的竊聽活動，因為在被捕的5個人中有3個是古巴人。助手們開始分頭行動，尼克鬆自己也赤膊上陣。他信誓旦旦地向美國公眾表示，本屆政府中沒有一個受雇的人卷入這起事件，同時他還故作鎮定地指出：令人痛心的不在於發生了這類事件，因為在競選中總有一些過於熱心的人會做錯事。如果你企圖把這類事件掩蓋起來，那才是最令人痛心的。一係列的掩飾行為，特別是尼克鬆的表演，暫時欺騙了公眾。選舉結束後，尼克鬆以少有的壓倒性優勢擊敗了民主黨候選人獲得連任。
正當尼克鬆和助手們彈冠相慶之際，一封又一封匿名信寄到了相關部門，密告水門事件另有隱情。民主黨占優勢的國會，決定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對總統競選活動進行徹底調查。1973年3月23日，被捕的麥科德招認了自己的罪行。為了挽回局麵，尼克鬆不得不再次發表聲明，表示自己並未參與水門事件。他企圖再次利用美國民眾對他的信任蒙混過關。不幸的是，特別調查委員會掌握了一個新情況：從1971年開始，尼克鬆下令在白宮辦公室安裝了竊聽係統，記錄他與手下的談話，其中可能有關於水門事件的內容。特別調查委員會立即要求尼克鬆交出所有錄音帶，但遭到尼克鬆拒絕。迫不得已，特別調查委員會開始向法院求助。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多數法官認為即使是總統也要受到法律的約束，尼克鬆必須把錄音帶交出來。
法院的這一決定令尼克鬆惱羞成怒，他立即下令免去了調查水門事件的特別檢察官的職務。聽到這則爆炸性新聞，美國公眾的怒火一下子被激發起來，抗議的電報像雪片一樣鋪天蓋地地飛向白宮，媒體甚至將尼克鬆與希特勒相提並論。就連宗教界和本來支持尼克鬆的人也開始憤怒地指責他。在民意的推動下，眾議院決定對尼克鬆進行彈劾。雖然尼克鬆銷毀了錄音帶上很多對他不利的內容，但在千瘡百孔的錄音帶上，新任特別檢察官還是發現了尼克鬆參與水門事件的有力證據。整個白宮被驚得目瞪口呆，他們不僅一直相信尼克鬆是清白的，而且一直在用超出自己職權範圍的權利來保護尼克鬆，但尼克鬆從一開始就掩蓋了真相，欺騙了他的顧問、公眾、國會甚至自己的家庭。每個人都感到被出賣了，就連共和黨的一批參議員、眾議員也建議他辭職。終於，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尼克鬆黯然離開了總統的寶座。
盡管尼克鬆是一個好的外交家，但是他絕不是一個好的危機管理者，至少從發生在他身上的水門事件來看，確實如此。當然，曆史無法假設，我們不知道自己麵臨同樣的危機時會做出怎樣的選擇。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總不希望事情的結果像水門事件中的尼克鬆那樣糟糕。那麼，什麼才是危機管理的最好結果呢？哈佛大學經濟係教授理查德·庫珀在論述危機與機遇的關係時給出了答案：簡單地平息危機並不是理想的狀況，因為那必然忽視危機與機遇的辯證關係；最好的結果是看到危機之中的機遇，並將它盡力發掘出來，“轉危為機”；而最不值得稱道的結果，是我們習慣於錯誤地估計形勢，並令事態的發展進一步惡化，沒有消滅危機，反被危機所消滅。比如，很多人都堅持，尼克鬆對水門事件極力掩蓋所引發的危機，要比他一開始的違法行為所造成的危機更為嚴重。而一意孤行的結果，就是他永遠失去了得到公眾擁護的可能性。
1.企業危機產生的原因和類型
當然，政治並不是唯一需要麵對危機挑戰的領域。事實上，無論從危機的影響力來看，還是從危機的危害性來看，商業領域發生的危機也同樣值得我們關注，尤其是對具體的企業而言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