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統一台灣後，清政府開放海禁，設關征稅，先後開設江、浙、閩、粵海關，此為清代海關之嚆矢。雖製度落後，關政不修，但仍屬獨立。自此150餘年以來，關稅主權始終由清政府牢牢掌控，外人休想染指。及至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戰敗的清政府簽訂了屈辱的《中英南京條約》，對於英帝國所提出的嚴苛條款諾諾從命，於是關稅主權開始遭受侵奪，“清政府一向堅持的自主稅則，任受摧殘”，其“片麵協定的關稅製度，於是造端①”。之後數年，列強紛紛效尤，因有最惠國待遇的規定，清政府所許英人權利，各國皆得均沾，由是中國關稅主權的喪失愈形嚴重。
西方列強憑借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以極低的關稅甚至免稅輸入商品，掠奪廉價原料。而失去了關稅保護，中國的農業和工商業都遭到了極大的摧殘；得不到關稅扶植，造成中國的外貿畸形增長和巨額入超，清政府不得不依靠舉借外債和出賣主權來抵償貿易入超，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然而，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喪失並沒有使列強們善罷甘休，他們時刻覬覦著中國的海關管理權。
太平天國運動興起不久的1854年，英、美、法三國駐滬領事，趁小刀會占領上海城，奪取了江海關的行政管理權。這是第一個由外國人管理的海關，外國監督的海關製度由此發端。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英兩國簽訂《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載入了海關問題的條款。1859年，時任兩江總督兼各口通商大臣何桂清，根據“各口畫一辦理”，“邀請英人幫辦稅務並嚴查漏稅”的規定，劄派英人李泰國為“總管各口海關總稅務司”，負有聘用並統一管轄各口岸外籍稅務司的重任。這就把江海關實行的外籍稅務監督製度變為了外籍稅務司製度。
1861年，總理衙門正式委任李泰國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6月，總稅務司署在上海設立（後移設北京）。在代理總稅務司赫德（1863年繼任總稅務司）的精心擘畫下，外籍稅務司製度逐步推廣至全國。由於海關管理權的喪失，中國的門戶訇然洞開，西方列強以海關為據點，控製中國財政，幹涉內政外交，攫奪經濟文化諸多超越海關管轄範圍的特權，從而加速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進程。
盡管列強先後奪取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和海關管理權，但清政府尚存一張底牌以維護其海關管理方麵最後的自尊，那就是海關稅款收支保管權。
在辛亥革命以前，洋人稅務司並沒有直接管理和收支關稅的權力，那時稅款的收支、保管都由清政府的各地海關監督辦理，總稅務司隻是督促各關稅務司呈報稅收數字和審核納稅收據而已。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但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中國陷入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麵。這一時期的海關，由承襲赫德衣缽的英人安格聯繼任總稅務司，除了在人事業務製度方麵做了一些微調外，基本上延續了赫德所建立的製度。安格聯成為各列強債權國在華的代理人。他借清王朝土崩瓦解的亂局，攫奪了海關的稅款收支權，使西方列強對中國政府的影響和控製由外交領域轉入財政、金融渠道，從而達到繼續控製中國政局的目的。此後整個民國年間，海關外籍稅務司製度不僅被保留，而且滲透到了民國社會的方方麵麵。
事實上，進入20世紀初年，反對海關外籍稅務司製度的力量開始勃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