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的象形品質決定了它的直觀性，觀其形便易於知其意。故《左傳》上有“皿蟲為蠱”、“止戈為武”之說。用器皿養毒蟲，結果，成為“蠱”了，有多麼可怕而且可厭；製止幹戈，結果是停止了“武”力，則表示了一種意義與精神。雖然有後人考證說，將武字拆解為“止戈”並不真的合乎古義，真的古義並非止戈為武，而是拿著武器大步前進，但在我看來，無論如何，見形而思義，見形而知義，確是漢字的一個確定的功能。
直觀性使漢字易知易明，我們的祖先還要讓漢字好看耐看，於是凝聚多少年多少人的努力、創造與智慧，中國文字不但作為一種信息交流工具，而且成為了一門獨特的極富魅力、光彩照人的藝術形式，這就是它的藝術性。
漢字在藝術層麵，不以文字稱，而以書法稱。這既是漢字獨有的光榮，也是中國文化與我們中國人特有的榮耀。
漢字書法作為獨特的藝術形式，其成就之大，幾乎不可方之於物。簡而言之，可說“一長”、“四多”：曆史長，長到與中國古代文明共舞；書體多，流派多，理論多，書家更多，多到不可以數量記之。
以書體說，俗稱真、草、隸、篆，卻又未止於此。先是甲骨文字，又有大篆、小篆，繼而隸書，繼而行書，繼而草書，繼而楷書，而且並非你去而我來，而是你中常常有我，我中亦常常有你，正如友人相聚，個性不厭其顯揚，故事不厭其繁多。形象言之，所謂行書如走，楷書如站，隸書如坐，草書如奔。或說行書如雅士遊春，楷書如老僧禪戒，隸書如將軍升帳，草書如戰馬狂奔。
不但書體多，而且流派多。自鍾、王開始，曆代名家輩出。那些經典書家，可謂人自為派，派自為體。楷書大家中，歐、柳、顏、趙，名聲巨大；草書巨擘中，懷素、張旭，光彩照人；行書名家，代有人出，而以羲之為聖，其地位，是雖千百年下，也無人可以企及。
流派多，理論更多。但中國傳統，不喜歡創立體係，也沒有理論這個詞，不但不講理論，連理念都不講，但見解極多，體味極深，看似就事論事，其實餘韻無窮。中國文化傳統，本不喜歡開門立派的，特別是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之後，“派”的概念在學術層麵，紛然凋落，日見其稀。昔日百家爭鳴的盛況，已成明日黃花。但在書界——至少在書法界，卻是另一種景象。不但各種書體紛呈，各種書學書論尤其紛呈，不但百花齊放，而且如長江後浪推前浪，日深日久，日久日無窮。
不惟書法派係多，書人與書家更多。前有書聖王羲之，後有數不清的追隨者，間或也有不少批評者，反叛者，不服其字其論其人者。追隨者亦非唯書聖的馬首是瞻，而是唯書法藝術的輝煌是瞻。且中國藝術，最重視師承，一日為師，終身是父。但曆代書人，以其主旨而言，非以師命為命，而是以書法藝術為命。所以雖書聖在前，卻有無窮的繼承與創造在後。有固守風範者，有亦步亦趨者，有別開生麵者，也有自成一家者。唐、宋、元、明、清，代有才人出，從而成就了中國古代絢麗的書法長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