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字麵上看，是對屈原的埋怨，骨子裏，卻是對那王朝的不信任。初一讀，隻覺那末一句寫得尤其傷心憤世，入木三分；細一品，又覺得頭一句寫得更為精彩，劈頭一聲斷喝：“楚懷王，忠臣跳入汨羅江！”有多少幽怨激憤在心頭！
頂級元代散曲家，首推張可久與喬吉。兩個人不但作品數量大，而且水平高超。喬吉既寫散曲，也寫雜劇，但以散曲的藝術水準更高，影響更大。張可久則全身心創作散曲，他的散曲數量，至少從流傳至今的情況看，是全元第一。他是第一，喬吉位居第二。張可久創作小令855首，套曲9篇；喬吉作小令209首，套曲11篇。兩個人的作品數量占到全元曲的1/3。二人成就卓然，有曲中李、杜之說。
喬吉有一篇《雙調水仙子·吳江垂虹橋》，是曲中上品，又是曲中異品。實在像這樣極力描繪一座名橋的情況，在唐詩、宋詞、元曲中都很少見。他不但全力為之，而且寫得有形象、有氣派、有精神。雖在今人讀來，一些句子或有生澀之感，但那品位，實是高的。
飛來千丈玉蜈蚣，橫駕三天白，鑿開萬竅黃雲洞。看星低落鏡中，月華明秋影玲瓏。金環重，狻猊石柱雄，鐵鎖囚龍。
喬吉也有很活潑、很生活化的作品。就用同一調式他也曾寫過一篇《雙洞水仙子·怨風情》，兩相對照，更看出大手筆運用體式的不凡手段，體式雖一，卻能春綠秋黃，變幻無窮。
眼前花怎得接連枝？眉上鎖新教配鑰匙。描筆兒勾銷了傷春事，悶葫蘆鉸斷線兒。錦鴛鴦別對了個雄雌，野蜂兒難尋覓，蠍虎兒幹害死，蠶蛹兒畢罷了相思。
這一連串的比喻，真真寫得活，寫得恰，寫得切，而絕無詩意詞風，隻是風味元曲。
張可久自是一位大散曲家。他的特點，是一生遊曆極廣，閱曆頗多。他遊曆的地方，包括湘、贛、閩、皖、蘇、浙各省，晚年定居杭州，又有閑暇。他文化視野寬，對唐詩宋詞很是熟稔，他作品中時有詩聲詞韻，從傳統文人學士的角度看，那品位自然非同一般。自他開始，元曲發生轉折，所謂極高明時亦是極定式時，從此漸漸走向了末路。因為元曲的本色是市民化的，市民性的作品一旦走上了文人化的道路，既是幸事，又非幸事。格調高了，固然很好，土壤丟了，卻又很壞，從此無論在內容上還是體式上都不會再有大的創造力，那命運正如詞的命運一般。隻不過在張可久那裏還不似南宋後期那一班末世詞人那樣，但其基調也大半閑適化與專藝化了。
先看他一首《雙調水仙子》：
蠅頭老子五千言，鶴背揚州十萬錢，白雲兩袖吟魂健。賦莊生秋水篇，布袍寬風月無邊。名不上瓊林殿，夢不到金穀園，海上神仙。
語言是道家的，風格是灑脫的，特色是散曲的，三者合一，妙哉，妙哉！
他又是關心時事的，有正義之心的，話說回來，連正義心都沒有，怎麼可以成為作家呢？別冒充了，快回家吧！他的《中呂賣花聲·懷古》，乃是讀書人本色之作。
美人自刎烏江岸，戰火曾燒赤壁山，將軍空老玉門關。傷心秦漢，生民塗炭，讀書人一聲長歎。
張可久作品中也有十分口語化的創作，可見他並非不能寫得更“散曲”些，隻是不願向這方向努力罷了。或者時勢使然，也未可知。這裏錄他一首《中呂山坡羊·閨思》，寫得鮮靈鮮美鮮辣，活潑活脫如見，我喜歡。
雲鬆螺髻，香溫鴛被，掩春閨一覺傷春睡。柳花飛，小瓊姬，一聲“雪下呈祥瑞”，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卻是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