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以後，周璿唱紅了《天涯歌女》、《四季歌》和《何日君再來》，龔秋霞唱紅了《秋水伊人》，趙丹唱紅了《春天裏》，盛家倫唱紅了《夜半歌聲》，以及陳娟娟的《月光光歌》和影片《王老五》的同名主題歌的走紅，特別是1939年開始周璿連續唱紅的電影插曲，電影歌曲中不斷湧現的“流行歌曲”，形成了“流行歌曲”和“電影歌曲”平行發展，相互滲透的局麵。
“流行歌曲”或“時代曲”是一種以抒發個人情感為主，曲調通俗易唱，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歌曲。流行歌曲的詞作家和曲作家吟唱的是他們本人的生活體驗和感受，是他們從生活中捕捉、提煉出來的素材和形象，成功與否，取決於他的作品能否給人以藝術的享受和情感上的共鳴；電影歌曲表達的則是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是根據刻畫人物性格和表現影片主題的需要而創作的，詞作者和曲作者，不能離開這些需要去隨便表達自己的情感，否則將破壞劇中人物的性格和劇情發展的合理性，這是時代曲和電影歌曲的根本區別。無聲片時代的電影，決定它的票房價值的是情節（故事）、人物和演員的表演；有聲片問世後，凡是片中有插曲的，除了前麵的要素，片中插曲由誰唱，歌曲是否好聽，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影片的上座率。為電影譜寫插曲的作曲家既要考慮影片中人物性格和劇情發展的需要，也要使自己作品的風格能為觀眾（聽眾）所接受，時代曲的特點就自然地融入了許多電影歌曲。一些編導還根據那些歌影雙棲明星的特點，不隻讓她們每片必歌，還專門為她們拍攝“歌唱片”、“歌舞片”，越來越多的電影歌曲同時也是流行歌曲。大家常常把電影歌曲都當成流行歌曲，是因為兩者關係十分密切的緣故。
中國流行歌曲的曆史始於1927年
研究中國上海時期流行歌曲的曆史，首先要界定這一課題所涵蓋的時間，而且要依曆史發展的時間進程來敘述曆史人物和曆史事件。1927年《毛毛雨》問世前，中國樂壇沒有真正的現代意義上的流行歌曲，中國流行歌曲曆史的起始時間是1927年，這是比較準確的不應該存疑的。目前，這個問題出現了多種說法，有說是1898年的，也有說是1917年的，還有說是1930年的，應該說依據不足，有些牽強。
中國上海時期流行歌曲的曆史和香港時期流行歌曲的曆史
1949年開始，中國大陸不能再公開傳唱流行歌曲，也不再出版這些流行歌曲。當年號稱“當代名歌全歸百代”的上海百代唱片公司，1950年春節前後宣布停業，從此這些流行歌曲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中國流行歌曲創作、傳播的中心，逐漸由上海向香港轉移。這一轉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1952年末，“百代”在香港恢複運營，1954年，香港時代曲的創作和傳播才進入黃金時期。進入60年代，上海時代的影響即“海派風格”逐漸淡薄，特別是1967年姚敏的逝世，在香港被視為一個時代的結束。香港時期流行歌曲的曆史，與中國的上海時期，既有聯係又不是簡單的延續，那是香港流行樂壇自身的曆史，不能把中國流行歌曲曆史研究的時間跨度延伸到香港時期。
“黎派音樂”和“海派文化”
黎錦暉是中國流行音樂史上唯一一位自成體係、自成流派的大師級作曲家。由於“黎派音樂”長時間被否定，今天，一些研究或涉及中國流行音樂曆史的文章，不用“黎派音樂”，而是用“海派文化”、“海派流行歌曲”的提法來闡述。“黎派音樂”和“海派文化”究竟是怎樣的關係？這是研究和闡述中國流行歌曲曆史無法回避的課題。
“海派”一詞，最原始的含義是指上海一派京劇演員的表演風格，後來發展延伸到泛指上海的文學、戲劇、電影……所有的藝術形式和人文景觀，都稱之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基本特征，通常是指由市場和大眾趣味導向形成的市民文化，是一種雅俗共賞的通俗文化。“海派流行歌曲”的源頭就是黎錦暉的時代曲，是“黎派音樂”。
這些問題，是我在研究史料，撰寫《流行歌曲滄桑史話》過程中遇到的，在正式敘述“滄桑史話”前告訴讀者朋友，是為“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