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經過仔細揣摩，覺得一定可以找到。於是下令：除書庫外，將各處房屋的頂架、角落，一直閑置的亭子、閣樓等再認真查找一遍。眾人見和珅這樣執著，隻好對翰林院展開全方位搜索，不留一個死角。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一個名叫敬一亭偏僻閣樓的角落裏發現了塵封已久的《永樂大典》。和珅找到這部書，為《四庫全書》的編修立下大功。
乾隆力爭使《四庫全書》涵蓋盡可能多的書，所以資料來源非常廣泛，除了民間捐獻和從翰林院調取資料，國子監以及內務府也藏有大量古書典籍，這裏收藏有珍貴的宋、金、遼、元、明的善本，並且還有各朝實錄、玉碟與《大清會典》，具有很強的史料性。這些對編修《四庫全書》極為有利。另外，乾隆帝喜歡鑒賞書畫，他在昭仁殿有一個專門的藏書處，將宮中珍稀古籍聚於此，並賜名“天祿琳琅”，是清皇家藏書的精華所在，有很多外麵見不到的曆代珍籍善本。這些書都是五色織錦封麵、宣綾包角，每冊書的封麵和封底襯頁上都鈐上“五福五倀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乾隆禦覽之寶”，“天祿繼鑒”等五玉璽，稱之為“乾隆五璽”。
內務府和“天祿琳琅”的書向來隻供皇族閱讀，並不外借。和珅為了保證《四庫全書》的質量，懇請乾隆允許翰林前往宮中把這些珍貴的書籍抄寫一份副本，以作《四庫全書》編修之用，乾隆恩準。
這樣，經過和珅的努力，《四庫全書》的參考文獻豐富起來，編修進度明顯加快。而四庫全書館裏那些學識淵博、自視清高的文人對和珅這個正總裁也開始另眼相看。
我們常說，一千個人心中就有一千部《三國演義》。學派思想深重的治學文人，凡是參與全書編修的人都是國家的名人大儒。這些人難免有不同的治學觀點，再加上讀書人特有的倔脾氣，怎樣把他們協調到一起工作確實是個大難題。
清朝的儒家學派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漢學派，一個是宋學派，兩派各有自己獨特的觀點。兩派最大的分歧在於是否尊重宋明理學。《四庫全書》館的編修人員眾多，也存在著這兩個學派。漢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學者戴震，漢學派治學態度嚴謹，方法較為縝密，擅長考據，但是編修書籍有時候過於繁瑣，甚至為追求證據而脫離實際；宋學派代表人物是翁方綱和姚鼐，擅長理論。兩排學術觀點爭鋒相對，難免有激烈爭論。幸好和珅擅長從中穿插協調，就算批評某一觀點也是從實際出發，並不偏袒某一學派。他的最高原則是“爭論要有助於編書”，在這一原則下，兩派摒棄派係鬥爭，求同存疑，很好地完成編纂工作。
和珅雖然通曉文學，但畢竟先是一個政客，而乾隆最關注的不僅僅是文化事業，還要控製文化和言論，這一點和珅當然明白――這也是乾隆讓和珅當正總裁的原因。第一部《四庫全書》的抄錄工作接近尾聲，他首先想到的是怎樣規避“違製”言論才能讓皇上滿意，而不是書的曆史價值和文化價值。他標記出“胡”、“虜”、“賊”、“虜廷”、“入寇”、“南寇”等字，然後找來了總編纂紀曉嵐和負責校對工作的陸費墀和負責編纂內容的紀曉嵐。和珅對二人表示：清朝是外族入關，皇族對這些字很敏感，應該用別的字替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