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是名人，此處不再贅述；陸費墀是浙江桐鄉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進士，曾任禮部侍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庫全書》開館，陸費墀被聘任為四庫全書館總校及副總裁，專職負責校對工作。
二人聽了和珅的話，認為他過慮了。和珅進一步申明觀點，二人也據理力爭，認為這隻是曆史文獻，輕易替換會造成後人閱讀上的不便，降低了《四庫全書》的文獻價值，有違皇帝的本意。和珅日夜伺候乾隆，當然對自己的判斷非常自信，而陸費墀、紀曉嵐也堅持自己的看法，雙方一時間陷入僵局。最後，和珅把這一問題呈交皇上，請皇上定奪。
乾隆帝果然對和珅的提議大家讚賞，命令將書中出現的“胡”、“虜”“賊”、“虜廷”等字眼，一律用“全”、“敵”、“人”、“北廷”等替換。乾隆還斥責了紀曉嵐、陸錫熊、陸費墀等人不體察聖意，編纂不用心的行為，而對和珅大加讚賞。乾隆帝覺得這還不算完，他還催促各地加緊查繳違禁書籍。一經發現，立即沒收。
紀曉嵐、陸費墀等人雖然一百個不樂意，無奈聖命難違，隻得忍氣吞聲逐一將所有涉及的字進行了修改。這種工作不僅毫無意義，而且費時費力，一個多月才完成。不料乾隆帝見他們遲遲不能完成，認為紀曉嵐主作不力，故意拖延時間，有把他們申斥了一番。紀曉嵐、陸費墀等人費力不討好，又不好發作，隻好默不作聲。
和珅卻從中嚐到了甜頭，此後更是越發嚴厲，甚至流於形式，隻要有“違逆”的言辭，《四庫全書》中一律刪改。他一經猜透乾隆控製輿論的心思，就趁著搜集文獻的機會，多次下令查繳“違禁”書籍，對清朝有詆毀、甚至稍有“影射”之嫌的書籍，一律加以銷毀。就這樣，編入《四庫全書》的資料大都做了相應修改，有些甚至失了原意，客觀上降低了資料的真實性。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庫全書》終於完成了。全套書用不同的顏色區分開來，四部書的顏色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經部為綠色，史部為紅色，子部為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為灰黑色，而《四庫全書總目》采用代表皇權的黃色。
乾隆有鑒於痛失《永樂大典》的前車之鑒，命人抄寫了7部《四庫全書》，以防丟失。分別貯於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沈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又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彙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於京師翰林院。其中文淵閣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體也更工整。
《四庫全書》在和珅的全力主持下終於大功告成，並且按照乾隆帝的旨意刪去了對清廷不利的字句，這又為他贏得乾隆的信任和歡心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從此和珅不僅在官場扶搖直上，就是在文化活動上也頻頻插手，先後主持了多本重要圖書的編纂工作。
不管是負責《四庫全書》等官修書籍，還是插手其它的文化事務，和珅都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他一直都是乾隆個人意誌的完美執行者，乾隆有和珅作為文化項目的負責人，是他的幸運。但是和珅為討好乾隆而肆意篡改曆史資料，卻是我國曆史文化上的一大不幸。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