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七十萬壽慶典，和珅既是乾隆帝的寵信之臣，也是他的親家，還是剛剛履新的戶部尚書，所以他除了竭力張羅好這一活動外，也精心準備了一尊很大的金佛作為禮物。朝鮮使臣在見聞中提到：“京城內有佛鋪子，互相賣買。朝臣有此作為貢獻/徨帝亦以賞賜貴臣。於秋節晨朝，有進貢覆黃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長可數尺許，舁人闕中，聞是戶部尚書和珅所獻。”
通過成功籌辦乾隆帝的七十萬壽慶典，和珅與乾隆帝的關係更加密切。同年十月，和珅被派充四庫館正總裁，仍兼署理藩院尚書事務。換句話說，和珅不僅僅掌控了清朝的財政大權，而且開始向文化事業和民族事務轉型，真正成了一個“複合型”人才，地位也更為顯要。朝鮮使臣的記載中就有：“兵部尚書福隆安、戶部尚書和珅，貴幸用事。閣老阿桂之屬，充位而已。”並特別提到和珅：“為人狡黠，善於奉迎。年方三十一，為戶部尚書、九門提督。而以最所鍾愛之六歲皇女定婚於其子。性又陰毒，少有嫌隙，必致中傷，人皆側目。”
從此，和珅開始走上了長達二十幾年的把持財政大權之路，直到被嘉慶抄家賜死。
把持教育和考試
和珅的觸角伸得很廣，他甚至還控製國家的教育和考試的權力。先後擔任教習庶吉士、經筵講官、翰林院章院學士等職務。他利用這一便利，控製了部分官吏的遴選權。
乾隆六十年（1796年）會試，左都禦史竇光鼐任主考官。發榜時，人們發現，第一、第二名竟然是浙江舉人王以晤、王以銜兄弟二人。而竇光鼐任浙江學政多年，和珅認為一定是他偏愛自己的門生，在考試時做了手腳，要不然哪有這麼湊巧的事情。於是懇請乾隆帝派紀曉嵐和他一起進行複試，並借機“興大獄以傾竇，複試日，使衛士環列稽察之”，複查的結果是，王以浯以試卷“疵累甚多”除名，王以銜得以參加殿試。後來，皇帝禦覽的十本殿試卷子中，王以銜仍高居第一名！
乾隆感到很奇怪，就連和珅與諸大臣夜麵麵相覷，於是上奏說：“此次閱卷諸臣皆秉公認真，並無亦無私弊，如有失當，何妨易置？”乾隆帝則說：“若此則彼之兄弟聯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所能測也，何必易置！且既拆彌封而再易置，則轉不公矣”。這也算是一種巧合吧，遂拍板定案，竇光鼐等人這才免除了革職或交部議處的厄運。
由於和珅經常主持會試和殿試，因而對乾隆的出題習慣已經了然於胸，往往能夠猜個八九不離十。於是進行“押題”，往往一押就中。因此，和珅常常把押中的題目告訴給出錢的學子，因而考中者甚多。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乾隆帝下令以江南儒生蔣衡所進自己整理過的《十三經》刻石於太學，並命和珅、王傑為總裁，以董誥、劉墉、金簡、彭元瑞為副總裁，金士鬆、沈初、阮元、瑚圖禮、那章成隨同校勘。乾隆帝在上諭中稱：
自漢唐宋以來，皆有不經之刻，所以考定聖賢經傳，使文字同歸於一是，嘉惠藝林，昭垂奕，甚盛典也。但曆年久遠，碑多殘缺，即間有片石流傳，如開成紹興年間所刊，今尚存貯西安、杭州等府學者，亦均非全經完本。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臨禦五十餘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特命所司創建辟雍以光文教，並重排石鼓文，壽諸貞瑉。而十三經雖有武英殿刊本，未經勒石，因恩以前蔣衡所進手書十三經，曾命內廷翰林詳覆舛偽，茂棄懋勤殿以年，允宜刊之不版，列於太學，用垂永久。
這次刻石引發了一個有趣的故事。當時主要負責此事的是和珅和彭元瑞，彭元瑞憑借功勞和貢獻獲得乾隆帝的肯定，並給予緞匹、筆墨的獎勵，而同為負責人的和珅因為沒有做什麼具體的工作，沒有得到任何獎勵，和珅自從受寵以來，哪裏受過這般“窩囊氣”？就以“非天子不考文”為由攻擊彭元瑞所作《乾隆禦定石經考文提要》，並令人作《考文提要舉正》，本以為勝券在握的和珅，沒想到碰了一鼻子灰——乾隆對此並不認同。和珅還是咽不下這口氣，竟派人將彭元瑞所改古字全部挖去。清朝的姚元之在《竹葉亭雜記》卷四中對此有記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