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們現在來總結一下上麵的這幾個案例：關羽犯了叛逃罪，按照法律應該處罰，曹操的部下私通袁紹，按照法律也應該處罰，結果曹操都沒有追究；許攸犯了貪汙罪，袁紹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責任，田豐擾亂軍心，袁紹把他關進大牢說好了打完仗回來處罰，結果打完仗回來果然信守諾言把田豐給處死了。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好像袁紹按照法律辦事，結果輸了；曹操把法律拋在一邊，用“人治”取代“法治”，結果贏了。這個現象怎麼解釋呢？
中國古代的法律文化，從來都不認為嚴格遵守法律是一種美德，也就是說沒有西方意義上的“法治”；同時，也從來不提倡完全把法律拋在一邊，想怎麼做就怎麼做，也就是說，同樣沒有西方意義上的“人治”。法有法的好處，可以保證整齊劃一的社會基本秩序；人也有人的好處，可以靈活變通，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所以關鍵問題不在於我們到底是要“法治”，還是要“人治”，不能走極端，而在於怎麼調整“法”和“人”兩者的比例，把它們調整到一個最適當的位置，尋求一個製度上有效結合“法”和“人”兩大資源的黃金分割點。
（《晉書?刑法誌》，《晉書》是由唐朝房玄齡等組織編撰的一部紀傳體史書，記述了兩晉和十六國的曆史。其中《刑法誌》一篇，主要記載東漢魏晉的法律製度，是研究這一時期法製史的重要參考文獻。）
根據《晉書?刑法誌》的記載，當時人認為可以建立一個三層次的解決機製：
第一層次叫“主者守文”。
司法官員必須嚴格守法。比如像關羽叛逃事件，關羽要去投靠劉備，你作為五關六將你就必須要查關羽有沒有通行證，他沒有，你就應該攔截他；他硬闖，你就應該殺死他，這是你的基本職責。你不能夠也學曹操，“這是天下義士，放了他吧”，如果司法官員都不按照法律來，隨便做好人，社會就要亂套。所以這叫“主者守文，死生以之”，文，就是法律條款，司法官員要嚴格遵守法律條款，既不能夠胡亂解釋，也不能夠拋開法律，而要用生命去捍衛法律的尊嚴。
第二層次叫“大臣釋滯”。
滯，就是指疑難案件。有的時候碰到一些疑難案件，基層的司法官員覺得很難處理，有可能是法律有空白沒有規定，也有可能法律雖然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如果具體到這個案例中間，我嚴格按照法律來，就要鬧笑話，就為社會的情理所不能夠接受，這怎麼辦呢？基層司法官員是沒有權力去搞自由裁量的，他這個時候就應該把這個案件上報中央，這就從徹底的“法治”走向一個“法”和“人”有點結合的這麼一種製度了。交到中央以後，由君主召集大臣召開會議研究討論決定這起案例到底怎麼來判，這個和咱們今天的審判委員會有一點相似，但是有一點不同，就在於審判委員會還是要以法律作為依據，而這個“大臣釋滯”，這群大臣在召開會議，在研究討論的時候，他們引用的依據可以是法律文件，可以是以前的判例，也可以是儒家的經典，甚至於有的時候可以是天理良心，憑著良心下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