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立法龐雜、積重難返，曹操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呢？一個字：科。
科，是漢朝的一種法律形式，法律的效力位階相對來講比較低一點。咱們打個比方，假如說這個漢朝的律，相當於咱們今天全國人大製定的法律，效力位階是最高的；那麼科，充其量相當於是一種法規或者說是規章。那麼既然漢朝的律它本身有問題，為什麼曹操不直接去把漢朝的律給推翻了，重新來過呢？因為曹操畢竟名義上隻是漢朝的一個丞相，不具有最高的立法權，他不可能把漢朝列祖列宗所立下的律都給推翻了重新來過。
但是曹操有權力製定科啊，科的效力位階比較低，所以曹操就以一個丞相的身份，製定了大量的科，用這些科來改造漢律。而這些科的作用，主要體現為兩點：
第一，修改漢律。
漢朝的法律是比較嚴苛的，動不動就要砍人腦袋。而曹操出台的科規定，以後再有什麼犯罪行為，比照漢律，減半處罰。這樣一來，刑罰就大大減輕了。
第二，整理漢律。
漢律裏麵這麼多條文，有前後矛盾的，有互相打架的，有立法空白的，有重複規定的，曹操把這些問題一一梳理，用科來重新係統地整理了一遍。
那麼可能有人有這樣一個問題，說這漢朝的法律本身就已經很多了，你又製定這麼多的科，那不是亂上加亂了嗎？不是更多了嗎？其實不是這樣的。因為有了曹操新製定的科以後，漢朝那些司法人員、執法人員以後辦案的時候，隻需要參照曹操的科就可以了，用不著再去翻那些永遠都看不完的漢朝律令了。這樣一來，曹操的科相當於是給他們出了一本最新版的“法律一本通”，一冊在手，辦案不愁，這就是科的作用。
在曹操生前，應該說，科就起到這麼一個“法律一本通”的作用，作用不是太大，但是在曹操死後，卻產生了他本人都意想不到的非常深遠的影響。曹操死了以後，他的兒子曹丕做了皇帝，到曹操的孫子魏明帝曹叡的時代，終於有權力做他爺爺當年做不到的事情了：我可以名正言順地推翻漢律，我來製定我自己的曹魏律。當時的立法專家，就在曹操製定的科的基礎上製定了曹魏律十八篇。
那麼曹魏律十八篇相比起漢律來，它的進步到底體現在哪兒呢？漢律的特點是，它的法典結構是開放性的，沒有非常嚴密的法典結構。比如說漢高祖製定的是《九章律》，那麼後麵的皇帝覺得九章怎麼夠用呢？那我就製定十章律、十一章律、十二章律……一直到漢武帝的時候，就變成了三百五十九章律，還可以繼續增加。
《魏律》呢？製定的時候是十八篇，那永遠都是十八篇，這個法典的基本框架、基本結構是不允許改變的。你要改，隻能改具體的法律條文。你覺得這條法律條文過時了，你可以重新修改，但是整個的法典結構十八篇，不允許改變。也就是打這兒起，從曹魏律開始，中國終於有了一部統一的基本法典，徹底改變了秦漢以來立法龐雜的弊病。
再往後魏晉南北朝一路下去，都繼承了曹魏律的這個優良傳統，到了唐朝，《唐律疏議》就變成了十二篇五百零二條，更加簡明扼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當時世界上國力最強盛、麵積最大、人口最多的一個國家，僅僅依靠五百零二條法律，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理，這不能不說是世界法律史上的一個奇跡。而這樣一個奇跡的起點，追根溯源，正是曹操製定的科。
曹操通過製定科對漢朝末年龐雜的法律進行了修改和整理，從此司法人員辦案更加有法可依。但是在東漢末年，司法人員辦案卻十分隨意，對案件的審理往往帶有很大的主觀色彩。曹操明白，雖然法律條文得到了完善，但如果執法不嚴、有法不依，這些法律條文通通形同虛設。那麼曹操又會怎樣重拳出擊，整治司法隨意的弊端呢？